邓小平因何事对美国人说不行
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邓小平为了国家敢于说不行
邓小平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单刀直入、直接否定，让人们明确知道为什么不行，后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邓小平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邓小平为了国家敢于说不行
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邓小平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通报，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
越战后，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经济不景气，军费紧缺，军队声名狼藉、一片混乱，卡特的四年任期中，恢复经济乏术，而且在美苏争霸中处处退让，不但美国保守派严重不满，甚至当时美国的新朋友——中国都严重不满，老布什在70年代中期任美国驻北京代办处主任期间，回忆有一次会见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邓小平严厉指责美国削减军备，在美苏对峙中妥协退让，轻信苏联“缓和”的幌子，犯了投降主义错误。老布什说：“我面前的中国领导人说话口气听起来就像是1964年的巴里·戈德华特（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温伯格访华时会见邓小平
从1965年到1975年，美国军费支出从每年470亿美元上升到740亿美元（当时币值），但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让美国国防支出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1/3，更换每一辆坦克、每一艘舰艇、每一架飞机，实际价格都是原来的两倍，而70年代以后研发成功的第三代武器系统单价却急剧上升。因此，账面上军费预算虽然增长，实际是大大缩水的。越战后美军常规部队也数量锐减，从1968年的330万减少到1975年的210万，截止到1974年，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中队比10年前减少46%，舰艇减少47%，师级单位减少16%。
70年代的美军一片混乱，士气低落、待遇不高，军队在社会的地位低下且形象不佳，军人职业缺乏吸引力，很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感到灰心失望而选择提前退役。军队没钱提高待遇，无法完成募兵目标，缺员严重，满员率不到70%，招募来的新兵质量很差，有40%学历还达不到高中毕业的程度。军官们承受着巨大压力，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开除任何一个不合格的兵，很多问题士兵被留下来，加剧了军队里酗酒、吸毒、种族对立和军人犯罪现象，这更加恶化了服役环境和官兵关系，使更多优秀军人离开军队。
温伯格访华时会见邓小平
卡特时代在研制必不可少的现代化武器方面虽然有一些的功劳，但连年削减的军费预算使美军现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都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因为没钱，美军购买武器装备大幅减少，飞行训练时数下降，出海次数减少，训练弹药用量下降，这导致部队训练量也下降。美军几乎跌落到了谷底。
然而，70年代后期一系列国际事件严重激化了一度缓和的冷战局势，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安哥拉、非洲之角、阿富汗，以及伊朗人质事件等接踵而至。在1980年的大选中，里根政府是靠竞选中大力抨击卡特的内外政策上台的。里根说，“十年来我们疏忽、软弱、犹豫不决。现在美国外交的任务就是重整军备，在政治上再次发动攻势。”里根和温伯格这些政治保守派相信：苏联由于国内经济日益恶化、社会日趋动荡，在军事和战略上的优势是“暂时的”和“脆弱的”，只要美国调整过去对苏联“幼稚的”战略，就能够扭转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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