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管理分析
公共安全事件的组织管理分析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年上升。研究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各种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期。这个时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容易发生波及范围广、破坏程度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事件，不仅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难以挽回，而且会动摇民众对社会与政府的信任。由此看来，对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尤为重要，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为公共安全事件的分析提供了工具，本文将从政治系统理论理论输入的角度展开。
目前，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具体表现为：公共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屡屡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且危害严重；火灾等人祸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使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事件向动态化、组织化、职业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发展，形势严峻。
一、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的政治系统理论分析
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中，政治过程是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政治系统犹如一个巨大而永恒的转换器，需求和支持在环境中得以形成，经过转换器的处理、整合生成输出，输出会再次影响成员向系统表达需求和支持，并再次进入系统。
在政治系统的输入方面，一方面，政府对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是其职能所在，另一方面，公民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要求政府必须对公共安全事件加强预防，进行管理。非人为性公共安全事件，如地震、禽流感的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政府有义务在公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公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向政府提出需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保障自身利益；政府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在压力中主动出台各种政策，保障公民的公共安全。人为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大多与利益冲突有关。譬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食品生产企业使用劣质原料和违法添加剂，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人们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降低投资运营成本，企业与安全生产相配套的设施缺失，导致煤矿事故、厂房火灾、油罐爆炸等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使员工及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例如房屋拆迁、耕地征用再分配等问题不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便容易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众产生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需求，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意愿，要求政府有所为。
在政治系统的输出方面，政府作为政治输出的主体，一方面接收到的群众的公共安全要求是有限的，并且真正能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很多合理的要求被搁置或者废弃，在决策未能充分体现，这样就给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例如2003年非典的大面积爆发并引发社会恐慌，与没有及时引起政府重视、缺乏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经验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拥有自身利益，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根据自身利益喜好行使公共权力，出现违背群众公共安全要求的现象，容易引发社会治安类公共安全事件。此时就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安全事件管理中发挥自身的长处协助管理，加强监督。
在政治系统的反馈方面，政府通过有效制定法律和政策，规范各类组织在公共安全事件管理中的职能和责任，加强预防阶段的管理。如果能够避免类似公共安全事件的再次发生或者降低事发频率和影响，便证明政府推出的法律和政策是有效的，不仅实现了自身职能绩效的要求，也满足了公民的安全需求，改善了社会公共安全环境和氛围。
二、系统要求输入角度下的公共安全事件管理
政治生活作为一个开发的系统，要求是一把用于理解系统的总体环境怎样影响系统运行的钥匙，它汇集了由环境转达给系统的普遍状况和大量事件。所谓要求，就是要求实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目标，或是说意欲寻求某种整治决策，以便把各种职责和繁多的义务强加于系统的全体成员。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提出要求，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解决也就是对要求的处理。
（一）要求的产生
伊斯顿把期望、意向、动机、意识形态、利益及偏爱等态度和思想总称为愿望，它们表示系统成员希望得到什么。而要求则是系统成员希望由某种政治输出实施的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呈现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些民主政治参与意识意识较强的社会团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公共安全事件的管理，由于非政府组织更贴近大众，拥有比政府组织先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能够在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事件作出反应，并在管理过程中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成都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为志愿者有序参与抗震救灾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平台，对灾民的愿望反应迅速，并及时运用各种手段满足灾民的需求；唐山的心理干预专家团队安抚地震灾民的经验比较丰富，唐山大地震的经历能使其对汶川灾民的心灵进行恰当的抚慰。在整治系统中，愿望经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转化成为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
（二）要求的传输
当要求产生以后，就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运行，但并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会为决策中心所接收到，许多系统必须处理的要求总量可能比他们准备或者能够将其输入系统的总量多得多，如果某个系统要应付这种局面，必须有一些方便可行的手段，在要求输入之后调节这些要求。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公民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普遍存在，政府一旦在安全管理中行为不当，便会引起更大的恐慌，甚至造成不满。这些既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心理感受，是公众的一种主观心态。这些要求反应到社会层面上，便对政府构成冲击，即对系统造成压力。在我国，各种利益集团、基层干部、舆论媒体、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守门员的角色，一旦发生公共安全事件，首先接收到信息的是这些守门员，他们针对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利益冲突和诉求，采用弃置、遗漏或完全排斥的方式进行处置，并向上级进行传输。如果能够对公共安全事件的隐患在萌芽阶段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就能避免更大灾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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