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的内涵、特征及未来前瞻
【摘要】只有进一步理清社会治理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才能对社会治理保持一种科学的前瞻态度。第一，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使强势政府和弱小社会逐渐转变为有效政府和责任社会;第二，创建良序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不断推进民主治理，保障公民权利;第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监督;第五，对社会采取微观治理，防控社会极端事件;第六，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培育社会中间力量。【关键词】新常态 社会治理 内涵 特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不绝于耳，多半与社会治理议题有关，暴露了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考验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信任度和忍耐力。
在新常态下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治理的内涵是如何逻辑演变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特征?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保持什么样的前瞻态度?
社会治理的内涵辨析
统治是我们最早用于分析统治阶层意志执行的政治术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可谓是近代西方治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探讨了作为君王术或统治术的治理术。福柯则以考察具体历史的方式发展了这种治理术研究，企图以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文化边界问题的研究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从统治走向管理，是现代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管理淡化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管理的单向性所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能满足公民社会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更高要求。2013年，福山指出，许多国家最糟糕的经验措施就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体制。②
一般认为，治理问题最初引起重视，是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但是，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行为，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构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概念上的转换既有政治观念自身不断创新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大环境推动的结果，本质上则是因为政治的本性惧怕真空。因此，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治理是指主权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或创造公共产品(common goods)，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完备地提供社会初级产品(primary social goods)④。可见，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即追求帕累托最优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延伸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它更强调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在管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争端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它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理论属于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先生在北京日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整体性。虽然社会治理在中国语境下便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成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社会治理原本起源于全球性的命题，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借鉴国外社会治理的理论与经验，避免陷入国外曾经的恶治或劣治，最终实现善治。⑤社会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的伟大工程，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整体推进，其坚守的实质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
第二，良序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繁荣，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极端事件，威胁到社会的安稳秩序。可以说，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因此，政府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或群体、特定场域、特定时间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在承认社会分工、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下，政府对社会利益进行协调，遏制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低要求。
第三，民主性。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的主体包括政府等公共部门、政党、民营部门、社会中间力量、独立公民等，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来指导不同的主体选择社会行动。万普勒和布瑞恩曾指出，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创新。参与治理机制是增强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体制，旨在扩大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代表性，促进社会正义。⑥当前我国的民主治理，是指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运作模式，而成为一种内生性治理资源，这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完全一致。⑦
第四，法治性。中国繁荣背景下的极端恶性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它们不仅违反了道德底线，而且触犯了法律规则。法治不仅是社会治理应奉守的思维和方式，还是保证改革顺利开展和有所成效的前提。英国学者罗德罗茨认为治理就是网络化的公共行为。而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治理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网络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而且拷打着人们的内在灵魂和核心价值，更考验着政府和执政党的依法治理能力。网络治理法治化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第五，公正性。社会治理毕竟是公共权力的延伸，是对公共权力运行方式的最新趋势，其最重要主体依然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客体依然是社会基本事务，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终极目标是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它不仅不回避特殊个体或公民扮演的特殊角色，而且安抚社会弱势群体。它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的合法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既是关乎利益的政治权利，又是关乎自由的道德主张。不同于霍布斯、罗尔斯和诺齐克等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更加强调超越不公正直观感受的公共理性和反思，追求有效的公正制度和实际行为方式，从而触及了公正的实质层面。总之，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就是要创建社会基本制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共资源的公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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