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化与公共行政
提要：本文运用，分析了全球化的不同含义、成因、，以及全球化及其对公共行政的意义，并对全球公共行政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政策建议。关键词：全球化，公共行政，国家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 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 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 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 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 世界政府”。部分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 and 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 Boyer and 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主权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 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 da 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 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 hollow 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 corporate 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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