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
公共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公共政策扩散过程和特点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摘要：在对政策扩散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政策扩散的文献量化研究维度与方法。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例，通过对政策文献外部属性特征的参照网络分析，以及政策文献内部工具运用的关键词时序分析，从强度、广度、速度与方向四个维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研究发现，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规划类和法律类政策扩散强度较高，在时序上具有集中分布特征;与规划类政策相比，法律类政策扩散广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在各级机构间的扩散更为持久和稳定;法律类政策的扩散速度相对较低且基本保持平稳，而规划类政策在短时间达到高峰后出现骤降并持续下滑;通过对创业风险投资和风险补偿两类金融工具的关键词时序分析，呈现出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以及平行扩散三种扩散方向。研究表明政策参照网络和关键词时序分析可以从强度、广度、速度与方向的维度有效揭示政策的扩散过程和特点。
关键词：政策扩散;量化分析;参照网络;关键词时序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一、引言
政策扩散(PolicyDiffusion)通常是指一项政策方案从一个部门或地区传输到另一个部门或地区，并被新政策主体采纳和推行的过程.相应地，对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这一过程的动因、制约因素、扩散模式与特点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扩散理论在美国兴起并在西方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了公共政策学术界与实践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推动了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当今社会下，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趋势使得公共政策信息传播和扩散活动也随之加速，为政策扩散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案例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共政策学者们开始更多地从案例和实证的角度寻找政策扩散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并力求准确地描述政策扩散的过程、模式和路径。
公共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公共政策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央政府部门及地方政府间的政策扩散活动日趋频繁，这已成为我国公共政策活动中的重要特征。通过深入研究我国公共政策扩散活动，可以准确把握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的基本特征与规律，从而逐步构建并完善基于我国实践的公共政策扩散理论。本文基于政策参照网络与关键词时序分析方法，在分析政策文献颁布机构、颁布时间、关键词等信息的基础上，对1985-2014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献进行量化研究，探索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政策扩散理论最初是从传播学、社会学、情报学等学科中衍生而来。在Walker、Rogers、Grey、Glor、BerryBerry等西方学者的积极推动下，政策扩散理论迅速发展并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对政策扩散的研究起源于美国政策学者Walker,他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政府推广政策时的决策并非完全是渐进的，而是存在创新于其中的，所谓创新指的是一个项目或政策对于采纳它的州而言是新的;不论这个项目出现了多久，也不论有多少其他的州已经采纳了这个项目.他提出的扩散模型假设州与州之间存在学习、竞争以及面对着州内来自选民的公共压力，因此州的政策采纳是源于之间的相互效仿。因此，他认为政策扩散是外来的政策知识、信息、经验被纳入到本土的政策过程，进而对本土的政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打破某一政策演变的路径依赖或者重新设计出新的政策。这一概念在后来不断被学者们所沿用。
政策扩散是政策过程理论的一种，有关其具体过程的分析和探讨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关键内容。BrownCox总结提出了政策扩散过程的三条规律，时间维度上和前文创新扩散规律相似呈现S曲线，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临近效应,以及在区域内出现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在此基础之上，Lucas融合阶段论的观点，将政策扩散过程划分为政策再发明、政策发展、政策试点、政策的调节修改与政策的融合五个阶段，他认为这五个阶段并不一定呈现线性特点，而是可能存在跨越。Gray提出了政策扩散过程的一个经验模型，发现政策扩散的初期相对不会太频繁，而随着多种因素的影响被采纳的比例会急剧上升。随着BerryBerry、Mintrom等学者对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的不断深入，若干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模型被提出，主要包括全国互动模型(TheNationalInteractionModel)、区域传播模型(TheRegionalDiffusionModel)、领导跟进模型(Leader-LaggardModel)、垂直影响模型(VerticalInfluenceModel)等。ShipanVolden则将政策扩散模型区分为水平扩散模型与垂直扩散模型两大类。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政策扩散领域的研究。朱德米基于政策扩散、政策转移和政策网络的理论成果提出了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较早对政策扩散理论开展研究的国内学者;朱亚鹏、陈芳等学者对政策扩散的概念内涵、理论演进及研究重点等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指出了政策扩散理论对我国政策实践与政策研究的借鉴意义;周望认为政策扩散理论为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为中国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国内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也通过案例和实证研究来探讨我国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杨静文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透视了我国地市级政府政务中心的总体发展状态;王绍光通过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政策的研究，提出政策扩散按方向可以分为横向扩散和纵向扩散，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在政策创新的纵向扩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浦劬、刘伟结合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扩散主体的特点和政策实际运行状况，对我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案例研究、事件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政策扩散的动力、影响因素、模式与路径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扩散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但是，质化研究方法难免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争议性，难以客观、准确地描绘政策扩散的过程，更难以深入分析政策扩散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参照网络和关键词时序分析，提出政策扩散强度、广度、速度与方向的内涵及其量化研究方法，并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三、数据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以清华大学政府文献信息系统和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网站为数据来源，收集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献。政策文献以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两部分组成，为了确保数据的相对完整性和针对性，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献进行了整理和遴选：一是中央政策为中央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制定的全国性政策法规，地方政策为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制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二是政策直接与科技成果转化密切相关;三是确定政策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规划、意见、办法、细则、条例、公告、通知等，不计入领导人讲话、信函、批示以及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类型的政策。最终遴选出1985-2014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636件，其中中央政策231件，地方政策405件。
以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科技成果转化法》)和2006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为划分点，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阶段划分并统计各阶段政策数量，中央和地方政策分布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整体来看中央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长态势，由第一阶段的年均3.4件增长至第二阶段的8.4件，进而增长至第三阶段的12.2件，反映出了中央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
图2也反映出了与图1相似的趋势。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年均数量从第一阶段的0.5件猛增至第二阶段的8.3件，而第三阶段更是达到了年均35.1件。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地方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显着提高。地方政策数量的变化受到了中央关键事件和重要政策的影响。在1985-1995年间，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各地鲜有政策颁布，仅有少数省市出台了相关规定。1995年科学兴国战略的提出，特别是1996年《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颁布实施，直接带动了1997-1999年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数量的增加，并于1999年达到了峰值。2006年《规划纲要》颁布，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自此后各地方以促进自主创新为目的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呈现出大幅增长，并于2011年达到最高峰，当年颁布相关政策达到66件。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政策扩散是政策知识、信息、经验等在不同政策主体间的扩散。借鉴知识扩散、信息扩散等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本文从扩散强度、扩散广度、扩散速度与扩散方向四个方面对政策扩散过程和特征展开分析。
1.政策文献参照网络与关键词时序分析方法文献引用网络体现了包括科技期刊、会议论文集、专利文献、科技报告以及学位论文等文献的引用和被引用关系的集合，因此这种引用关系通常在图书情报学领域被用作科技文献的评价，人们建立了一系列引文分析的量化指标，如比较常见的被引用数、期刊影响因子、同引与耦合等.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的背景下，文献数量呈爆炸式增加，对文献网络自身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并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可视化等领域的新技术。
政策之间的参照与文献引用相类似，会在参照政策中采用书名号的方式将被参照的政策法规名称列出，参照关系主要包含中央机构参照同级其他中央机构政策法规，以及地方政府参照中央机构政策法规两种。例如，2013年颁布的《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科技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提到：根据《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89号),省政府设立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即可看作政策文献之间的参照关系，上述的陕西省政策为参照政策，中央政策为被参照政策。
本文通过逐条阅读、比对，筛选、剔除重复项和可疑项目，从636件政策文献中清理得到614对参照关系。依据此参照关系构建参照网络，用节点表示政策文献，节点的大小表示被参照次数的多少，节点之间的箭头表示政策文献间的参照关系(即扩散方向),箭头方向从被参照政策文献指向参照文献。采用NodeXL(NetworkOverview,Di-scoveryandExplorationforExcel)工具对参照网络进行可视化展示，并通过自动布局算法计算各政策文献的参照频次、被参照频次、中心度等信息。在构建政策文献参照网络的基础上，以政策颁布机构①作为节点，节点间的箭头依据政策文献参照关系进行累加合并，构建政策颁布机构参照网络。属于同一机构的政策文献合并为1个点，同一机构的政策文献被参照次数累计即为该机构被参照次数，节点大小与机构被参照次数成正比;参照次数越多，之间的箭头越粗。颁布机构参照网络可以反映政策在机构间的扩散过程，节点大小和在网络中的位置可以共同反映机构在参照网络中的重要性。
通过政策文献和颁布机构参照网络可以分析中央机构之间以及中央向地方政策扩散的强度、广度、速度和方向，但难以反映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向中央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引入关键词时序分析方法，以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的金融政策工具为研究对象，从中央和地方政策样本中人工提取出与之密切相关的政策关键词(为了减少低频词对分析结果带来的干扰，仅选取词频不小于2的高频词),并将关键词按其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排列，形成关键词时序图谱，进而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的金融工具扩散过程。
2.政策扩散的研究维度与测量方法
本文从频次、范围、速度、方向四个维度对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开展研究，其描述指标依次为扩散强度、扩散广度、扩散速度、扩散方向。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可以较为系统和准确地描绘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政策扩散的分析维度、分析重点、测量指标和方法如表1所示。
政策扩散强度(PolicyDiffusionIntensity,PDI)是从在指定路径上的频次的角度对扩散进行描述，即在某一时期政策样本集内扩散次数越多，则强度越大。政策扩散强度分为绝对强度(AbsoluteIntensity,AI)和相对强度(RelativeIntensity,RI),绝对强度即为政策参照网络中单个政策的累计被参照频次Ni,相对强度即为绝对强度Ni与政策样本集中政策被参照频次总和Cit的比率。
政策扩散广度(PolicyDiffusionBreadth,PDB)是从覆盖范围的角度对扩散进行描述，即覆盖范围越大，则广度越大。与政策扩散强度相同，扩散广度也分为绝对广度(AbsoluteBreadth,AB)和相对广度(RelativeBreadth,RB),单个政策扩散的绝对广度即为参照该政策机构数量Nj,相对广度即为绝对广度Nj与政策样本集中涉及机构数量总和Cjt的比率。政策扩散速度(PolicyDiffusionSpeed,PDS)是从速度角度对扩散进行描述，对于指定的扩散目标，所耗时间越短，则扩散速度越快。政策扩散速度分为强度扩散速度(IntensityDiffusionSpeed,IDS)和广度扩散速度(BreadthDiffusionSpeed,BDS),强度扩散速度通过绝对扩散强度Ni与政策颁布年数Yi的比率计算，广度扩散速度则通过绝对扩散广度Nj与政策颁布年数Yi的比率计算。
政策扩散方向(PolicyDiffusionDirection,PDD)是从方向角度对扩散进行描述。由于政策颁布机构由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组成，政策文献具有上行、下行和平行的特殊关系属性，因此与一般的知识扩散不同，政策扩散方向包含了从上而下(Top-down)、从下而上(Down-top)以及平行扩散(Parallel)三种方向。政策扩散方向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参照网络中的箭头方向来表示，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关键词时序图谱的方式来呈现同一类型政策工具被采纳推广的时序关系。
四、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强度
政策扩散的绝对强度表示其被参照的频次Ni,可以从政策文献参照网络中直接获取。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献参照网络中，共有614条边(参照关系),因此政策被参照频次总和Cit为614,通过Ni/Cit可以计算每件政策的相对强度。如表2所示，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共有10件政策文献扩散绝对强度超过10,即被参照频次超过10次，其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为4件，国务院颁布的为3件。这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行政等级非常高，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都会参照由这两个机构颁布的政策法规。
从表2可以看出，扩散强度高的政策主要以规划类和法律类政策为主。政策扩散强度最高的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规划纲要》，其扩散绝对强度为98;其次是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其扩散绝对强度为76;再次是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科技进步法》，其扩散绝对强度为39.《规划纲要》的扩散强度最高，这也表明其在我国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框架内得到了很好地实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总体要求，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各地方结合本地发展，在五年规划和专项规划中体现《规划纲要》的目标和部署，通过各级政府科技计划(基金、专项等)等落实《规划纲要》中的科技任务，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落实保障措施，形成了得到广泛响应、全方位的纲要任务实施机制，保障了《规划纲要》任务全面落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排在扩散强度第4和第9位的政策是专门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的，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资金项目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要性。
对政策扩散强度时间序列的分析可以呈现出政策扩散强度的时序性聚集分布特征。选取扩散强度前30位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通过对其相对扩散强度的时序分析可以看出(如图3所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扩散强度较大的政策呈现出了显着的聚集分布态势，主要集中于1999年、2002年和2006年，特别是2006年扩散强度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聚集度最高。表2中的数据显示，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强度最高的10个政策中，2006年颁布的政策数量占到了一半。这也表明2006年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和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以及一系列系统性科技政策的颁布实施，使得2006年成为我国科技以及成果转化工作中举足轻重的一年。
(二)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广度
政策扩散的绝对广度即为参照该政策机构的数量Nj,可以通过政策颁布机构参照网络获取;政策颁布机构参照网络中共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等中央政府机构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等地方政府机构31个，因此政策样本集中涉及的机构数量总和Cjt为二者之和65;通过Nj/Cjt可以计算每件政策的相对广度。通过计算发现，在中央政府机构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法律类政策(8件)的平均相对扩散广度为0.6235,规划类政策(30件)的平均相对扩散广度为0.4486,这表明权威性更强的法律类政策具有更高的扩散广度，比规划类政策的覆盖范围更大。
《科技成果转化法》与《规划纲要》具有最高的扩散强度，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政策为示例，测算政策扩散的广度并分析其特征。如图4所示，参照《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机构数量为48个，其中中央机构17个，地方31个机构全部参照，其绝对扩散广度为48,相对扩散广度为0.7385;参照《规划纲要》的机构数量为44个，其中中央机构13个，地方31个机构全部参照，其绝对扩散广度即为44,相对扩散广度为0.6769.
图4的散点图显示，《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扩散广度高于《规划纲要》，覆盖范围更大。面积图显示，《科技成果转化法》扩散广度的增量在扩散初期较为平稳，在经过7年的扩散后于2002年趋于饱和，在此后的10年中微量增长，呈现出了持续平稳型的广度扩散模式;《规划纲要》的扩散广度在2006年颁布后的一年时间内扩散至了37个机构，自第二年起趋于平稳，呈现出了瞬间爆发型的广度扩散模式。二者截然不同的广度扩散模式是由其不同的政策类别及属性特征造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是法律权威型的公共政策(法律类),其扩散广度较为持久和平稳;《规划纲要》则是政治动员式的公共政策(规划类),在颁布后各级政府机构快速响应，造成了其扩散广度的爆发式增长。
(三)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速度
在计算了政策扩散的强度和广度基础上，测定和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划纲要》的扩散速度和特征。政策强度扩散速度表示指定扩散路径的纵向速度，政策广度扩散速度表示政策在不同机构间扩散的横向速度。截至2014年，《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颁布实施年数为19年，其政策扩散的绝对强度为76,绝对广度为48,强度扩散速度和广度扩散速度分别为4、2.53;《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年数为9年，其政策扩散的绝对强度为98,绝对广度为44,强度扩散速度和广度扩散速度分别为10.89、4.89.可以看出，前者无论在强度扩散速度还是在广度扩散速度上都要慢于后者。
在图5中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法律类、规划类两种不同类型政策的扩散速度变化特征。与图4中政策扩散广度增量变化类似，《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强度扩散速度和广度扩散速度一直保持平稳，而《规划纲要》的强度扩散速度和广度扩散速度则在2007年开始骤降，整体上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这也是由二者不同的政策属性特征造成的。
(四)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扩散的方向
政策扩散的方向表明了政策知识、信息等在政府机构间的流动方向。在政策文献颁布机构的参照网络图谱中，可以通过参照关系的箭头反映该政策在中央机构内部以及中央机构向地方机构的扩散方向。但是，如前文所言，颁布机构参照网络一方面难以反映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向中央政策的扩散，另一方面也无法呈现具体的政策知识、信息在不同层级机构之间的扩散，因此需要通过关键词时序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补充和验证。
金融工具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类政策工具。经过筛选选定与科技成果转化金融工具密切相关的8个高频关键词：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创业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科技担保、衍生品、科技贷款、风险补贴。本文以风险补偿和知识产权质押两个关键词为例，将关键词按其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排列，形成关键词时序图谱，进而反映创业风险投资和风险补偿工具在政策颁布机构之间的扩散方向。
创业风险投资工具在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政策中应用较为广泛，最早出现于2001年科技部颁布实施的《科技部关于印发〈科学技术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图6中2001年所对应的方格。2006年，创业风险投资关键词在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规划纲要》及其若干配套政策中出现，并于当年迅速扩散至安徽、福建、甘肃、江西、上海等13个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文献中。此后创业风险投资又陆续向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中央政府机构扩散，同时在地方层面向湖南、重庆、云南、北京等地方政府机构扩散。总体上看，创业风险投资工具明显呈现出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式扩散;同时还存在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内的同级平行扩散。
图7显示出了风险补偿工具在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的扩散过程。风险补偿这一关键词在199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首次被提出，即图中1998年所对应的圆点。在地方政府机构颁布的政策文献中，2003-2007年间安徽、浙江、内蒙古、山东、山西各省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中陆续出现风险补偿。在中央政府机构颁布的政策文献中，2010年科技部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风险补偿工具，并在随后的两年中该工具出现在了财政部、发改委、全国人大、环保部等部门颁布的政策中。总体来看，风险补偿工具明显呈现出地方政府机构间的平行扩散和地方向中央自下而上式扩散;在2007-2012年期间出现了中央政府机构间的平行扩散。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政策参照网络和关键词时序分析图谱，本文从强度、广度、速度与方向四个维度提出了公共政策扩散的文献量化研究重点、测量指标和方法。其中，政策扩散强度反映政策扩散的路径频次，扩散广度反映政策扩散的覆盖范围，扩散强度和广度共同表征了一项政策在该领域中的影响力;扩散速度分为强度速度和广度速度，分别反映政策扩散路径的纵向速度和在不同机构间扩散的横向速度;扩散方向反映政策知识、信息等在政府机构间的流向，既包括同级机构的扩散，又包括上下级机构间的扩散。本文为公共政策扩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对政策文献外部属性特征的参照网络分析，以及政策文献内部工具运用的关键词时序分析，从以上四个维度描绘政策扩散的过程，并采用可视化手段呈现出政策扩散的规律和特征，从而为质化政策扩散研究进行有效验证和补充。
本文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扩散强度来看，强度最高的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规划纲要》，其次是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强度较高的前30件政策以规划类和法律类为主，并在时序上呈现出了显着的集中分布特征;从扩散广度和速度来看，具有权威性的法律类政策覆盖范围更大，扩散速度相对较低且基本保持平稳，政治动员式的规划类政策响应时间更短，扩散速度达到高峰后出现骤降并持续下滑;从扩散方向来看，通过对创业风险投资和风险补偿工具两类金融工具的关键词时序分析发现，政策扩散明显呈现出了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以及平行扩散的三种方向。研究表明参照网络和关键词时序分析可以从强度、广度、速度和方向四个维度有效揭示政策的扩散过程和特点。
公共政策扩散的文献量化研究，是从政策文献的内外部属性特征出发，对政策扩散过程、路径、规律的描述性和验证性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对政策扩散内在机制与模式的深入研究，需要将政策文献与其所处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探究政策扩散的背景、动机、影响因素和效果，将文献量化研究与案例分析、调研访谈等质化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公共政策扩散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分析政策之间知识、信息和经验等扩散现象和规律，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不同层级政策颁布机构之间的扩散情况和特点，进而研究政策颁布机构之间复杂、微妙的合作与博弈关系。
注释：
①说明：图6和图7中纵坐标为政策颁布机构，横坐标为政策工具关键词在该机构颁布政策中首次出现的时间，方格表示中央层面机构颁布政策，圆点表示地方层面机构颁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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