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然而，德奎利亚尔自1992年1月1日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后，和夫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而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在葡萄牙，一个在意大利。虽然德奎利亚尔是秘鲁人，在首都利马有自己的寓所，但他很少回国，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无缘相识。德奎利亚尔，1920年1月出生于利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3岁时，遭遇不幸，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只得投靠姑母。好在姑母家境比较宽裕，人又善良。就这样，德奎利亚尔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
德奎利亚尔进入利马著名的天主教大学后，潜心攻读国际法。1940年，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秘鲁外交部任职员。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工作表现突出，毕业后被外交部留任。他先后在秘鲁驻法国、英国、玻利维亚和巴西使馆工作，曾是秘鲁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1961年，德奎利亚尔回国工作，历任外交部法律和人事司、礼宾司和政治事务司司长，还兼任秘鲁外交学院国际法和空军学院国际关系课程教授。他所著的《外交法》《对国家与政府的承认》两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秘鲁外交学院作为教材使用。
从1964年起，德奎利亚尔先后出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等国大使，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级秘书长和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秘鲁同东欧各国经贸关系委员会主席等职。
1971年，德奎利亚尔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第26届联大主席。他具有渊博的政治、法律、历史和地理知识，熟悉联合国事务，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人际关系良好。1979年，德奎利亚尔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担任过七十七国集团主席。1981年5月，他辞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回秘鲁外交部工作，同年退休。
笔者第一次见到德奎利亚尔是在利马工作一年之后。那是1994年9月16日夜晚，笔者应邀出席智利驻秘鲁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当笔者正同秘鲁最高法院院长交谈时，走过来一位长者。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方形面庞，戴着一副眼镜，和颜悦色，颇具学者风度。经最高法院院长介绍，得知他就是德奎利亚尔。难怪笔者一见到他，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应该是昔日从报纸、图片上得来的印象吧。笔者立即伸手过去说：久仰大名。我是中国大使，见到您很高兴！
欢迎你来我国工作。我是中国的老朋友。在中国，我的朋友不少，如黄华、钱其琛、李道豫等都是。德奎利亚尔彬彬有礼，面带笑容地对笔者说。交谈中，看得出他对中国情况相当熟悉，颇有一种亲近感。德奎利亚尔这次回国的目的，秘鲁媒体普遍猜测是一次试探民意之行，为参加下年总统竞选做准备。
与邓小平会晤
联合国秘书长素有世界总统之称，责任重大，权力不小。根据有关规定，联合国秘书长须经安理会提名推荐，由联合国大会委任，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推选联合国秘书长，历来为各国所重视，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1981年12月底，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的第二个任期届满。经安理会非正式预选，巴基斯坦的阿迦汗和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两人得票较多，而后者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反对票。在正式投票中，德奎利亚尔获得安理会的推荐，并经联大认可而成为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
德奎利亚尔的当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争取平等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他在就任以后，一再表示要优先注意影响到第三世界的一切问题，强调要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工作，并要积极推动新的全球谈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的最大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解决国际争端。在德奎利亚尔任职期间，国际热点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如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中东问题、两伊战争问题、纳米比亚问题、中美洲冲突问题、全球谈判问题、非洲饥荒和债务问题等。为解决这些紧迫而棘手的问题，德奎利亚尔不辞辛劳，连年奔波于世界各地，了解实际情况，研究各方立场，弄清分歧所在，找到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从中进行斡旋。在斡旋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渊博学识、组织才能、调解技巧和品德作风。他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推动了一些问题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以善于调解国际纠纷而著称的德奎利亚尔于1986年12月底任期届满。联合国内普遍看好德奎利亚尔，认为他可留任。在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他顺利地获得了连任，任期至1991年12月31日。
解决任何一个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大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参与。德奎利亚尔在任职期间，曾专门两次访华。1987年5月11日，德奎利亚尔访华时，邓小平会见了他，两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
邓小平首先说：五年多的实践证明，选你当联合国秘书长是对的，为什么这个职务只能由发达国家的人来担任呢？接着，他着重指出：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
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西方要发展，从长远看，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在谈到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时，他强调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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