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人性在道德的博弈中匍匐前进
“我们的晚餐并不来自于屠夫、啤酒酿造者和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源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一如亚当?密斯所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在《道德博弈》一书中，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和管理学教授保罗?扎克（Paul J.Zak）和他的研究小组通过几千个实验证实，人的大脑里存在着一个“开关”。打开开关，人们就会变得慈爱和慷慨；关上开关，人们又会变得暴力和贪婪。他将其称之为，“人类大脑中的道德分子”。从个人的行为、家庭的幸福，到市场的繁荣、国家的兴盛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德分子”几乎是无所不在。保罗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道德分子的积极作用，我们才能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幸福。http://
动物界里有很多“类人”化的“道德行为”――某些动物对同类在困境中的行为令人类汗颜。比如，在对恒河猴的实验中，它宁肯挨饿好几天也不肯通过拉动一条链子得到食物――因为这个动作可能为同伴带来电击。从猴子和猿类的社会性行为中，埃莫雷大学德瓦尔博士“看到了道德的源头”。尽管“诚实为上可能是一条良好的一般规则，……一个既遵奉一般规则又从其所有例外中获得好处的人是在以极高明的智慧行事”（休谟《人性论》），但“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柏拉图《理想国》），或者“假定我们发现，……理性除了在决定事实时发挥作用之外，在行动领域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我们发现理性只是利益的女仆，那么超越利益的道德要求就必定也与理性相矛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像传统上的构想那样，道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同一社会中共处？
道德有着其绝对的道德原则，而不论其结果如何。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作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谓的“他们自己的利益”不?H意味着价值的转移，还使得其以一种崭新而全面的方式解释人类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这还是人类社会的成果之争”。保罗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价值绝不亚于《国富论》――离开了《道德情操论》不但无法理解《国富论》，还会走上歧路。他强调，要高度警惕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对社会公益的损害，“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对道德的强烈诉求，并不能掩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黑格尔不满意康德抽象的“善良意志”学说，他主张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解决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保罗认为，“道德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物……而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生存策略，是自然选择和最严苛的现实主义者锻造出来的行为”。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强调的伦理与道德概念的区别，“正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它不去利用他人，不去寻求免费品或强加无偿的成本，只要一个人假定他人也有同样的倾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今的幸福和来生（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诚如保罗所言，“这是一个极好的理论”，“良性循环仍然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其他因素也在争相影响着人类，有些像催产素一样植根于人类的性起源中”。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道德标准考量着我们对这一案件的不同理解和思考，“除非简化为事实问题，否则，对有争议的道德问题，不存在令人信服的答案”（理查德?A?波斯纳）。在《道德博弈》一书中，保罗开创性地剖析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情感，以及人性的善与恶。比如，为什么有些男性对自己的伴侣很忠诚，有些则很花心？为什么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慷慨、更宽容？为什么我们有时是理性的，有时又很冲动？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理性的与合理的……不能认为两者间存在任何相互推导，尤其是不能认为可以从合理的‘理念’中推出理性的‘理念’”。康德亦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结果赋予的，而是与行为的动机有关系，即“善良意志”。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我们是有理性的，有能力进行自我选择，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选择才使得人们具有了尊严，尊重人类的尊严，意味着不仅仅要将人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要将人本身视为目的”。如果只遵从于简单的快乐或痛苦，那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