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建立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索(1)
1999年6月3日，广受关注的中国首例反倾销调查案——对原产于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反倾销调查案终于有了结果：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分别作出了认定倾销存在、损害存在的最终裁定，各有关利害关系方被确定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自9－78 ％不等（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口新闻纸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载《国际商报》，1999年6月3日。）。至此，此案似乎已圆满结束了。但该案真的就此结束了吗？两部委的终裁具有绝对的终局效力吗？假若美、加、韩出口商对终裁不服，其能寻求何种救济？若将这些问题置换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中，则未必结束，只要有关利害关系方诉请司法审查就有可能推翻该案的最终裁决。所谓反倾销司法审查，是由一国司法机关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有关当局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作决定、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的活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我国的反倾销法——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则告阙如，研究反倾销法的学者们也甚少关注这一问题。笔者就此略陈己见，就教于众方家。
一、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论文代写 http://
1.从理论的层面来看。依《条例》的规定，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为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就其本质而言，两部委发起并主导反倾销调查的活动为运用行政权的活动。而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的运作即意味着对他人权益的影响，其中内蕴着两种可能：1 ）权力正当有效行使达致公平正义（就反倾销调查而言，即为有关机关的决定及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有效地维持了利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 2）权力不当行使害及他人（在反倾销调查中，可大致分为两种表现形态：有关机关怠于行使权力，使国内生产商合法权益受损的状态无法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有关机关行使权力过于积极，使国外生产商蒙受“不白之冤”）。为力避后一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对行政权施以控制以确保其运作轨迹与理想状态相吻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可采用的控权手段众多，其中最具有成效者当属司法审查：由另一公共权威系统——司法机关对行政权运作的效能加以事后监督，以救济弱者，扶持正义。正是基于对此种理论的认同，我国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建立了自己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可否迳将此法适用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呢？笔者以为不妥，《行政诉讼法》系着眼于一般行政活动，是关于司法审查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及复杂程度使其独具鲜明个性，若不分轩轾概以一般司法审查的规定加以适用，不仅难收事半功倍之效，反而会徒增混乱。代写论文 http://
2.从实证的层面来看。 在中欧、 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问题的双边协议分别达成及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在美众议院通过以后，中国“入世”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反倾销法与WTO反倾销法接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出（WTO现行反倾销法为《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 国内通称《反倾销守则》，下文简称“《守则》”）。
《守则》第13条冠以“司法审查”之名，明确规定：“凡国内立法包含有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必须保有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以特别对最终裁决及第11条所指的复审决定进行迅速审查，此类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裁定或复审决定的行政当局。”《守则》第18条第4款则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在不迟于WTO协议对其生效之日，确保其国内法与《守则》相一致。由是观之，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目前舆论普遍预计中国有望在2000年年底“入世”，若果真如愿，则此一制度的建构已是刻不容缓。论文网 http://
二、建构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代写论文 http://
首先，我国现已建立了以《行政诉讼法》为主体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与我们今天拟议中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显系基本法与构成法的关系。所谓基本法是对某类社会关系较原则的规定，而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决定了单由基本法调整的不圆满性，故又有构成法之设，构成法即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调整措施，其与基本法同属一个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对司法审查关系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专为针对反倾销调查的司法审查活动所设的特殊规则，此二者同属于司法审查法这一法律部门。区分基本法与构成法的一重要标准在于：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构成法必须要在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方面与基本法相协调一致，方能维系一个法律部门内在的安定性及体系性（注：张善恭主编：《立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由此，笔者导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论文代写 http://
其次，构成法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构成法势必要表征其所规制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反倾销调查的个性及由此推演出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特品格决定了在一般司法审查之外特设反倾销司审查制度的必要性，那么该制度就不能不对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予以关注。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二项基本原则：密切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 http://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更无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实例可循。“一般情况下，没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便没有一定立法的前提和必要性存在。这是法理常识，也是立法实践的基本经验。所谓超前立法，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形成之前便预先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社会关系作出调整。”（注：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毫无疑问， 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在超前立法，就是要在国内尚无实例可循的情况下对反倾销司法审查中规律性的东西作预测性的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西方发达国家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已建立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已达到相当水平，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三项基本原则：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
三、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
在分析了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之后，笔者试以其为指导，对该制度应有的主要方面的规定作初步探讨。论文代写 http://
1.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受案范围的界定是建构该制度的逻辑起点，它标志着法院介入反倾销调查活动的广延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应是主管机关在调查中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及裁决。应指出的是，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受案范围可为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所包容：依《行政诉论法》第11条及第12条的规定，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限于涉及相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在此列。我国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决定及裁决无疑都是针对特定人，就特定事项作出的，且必然会涉及利害关系方的财产权益，显属涉及财产权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而与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无涉；此外，尽管《条例》规定可由有关机关作最终裁决，但《行政诉讼法》所称的可授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法律”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立法程序制颁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法规的《条例》显然不在其列（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 论文代写 http://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最广泛意义上来界定受案范围呢？笔者认为，若作如此界定的话，则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处在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一则有损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效率性，二则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对受案作出准确把握，美国司法审查中的“成熟原则”可资借鉴，该原则系指，若受控的系初步的、程序性或中间的行政行为，则不属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当受控行政行为已具有最终的确定效力时，对其审查的时机方才成熟（注：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确立即贯彻了此原则，例如，美商务部关于倾销的否定初裁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损害的否定初裁则属之，盖因为依美反倾销程序法的规定，前者不具终局性，不会导致反倾销调查的终止，而后者则会。论文代写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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