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试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司法审查
一、缘起——绝难忽视的问题衣食住行历来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随着机动车大量增加，交通事故也大量增加。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交通安全关乎人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重要。它不但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乎其刑事责任。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自身法律属性如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范畴内如何定位？当事人对这种认定行为不服，采取何种救济渠道？能否最终启用司法救济？这些，一直都不是格外明确的，或者说认识是不统一的。实践中由此产生很多消极问题，人们对交通事故处理不满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猜测与非议甚至反感颇多。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通事故中，由（只能由）交管部门作出的“法律判决”，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办法存在弊端和法律“真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作“霸王书”，缺乏监督制约机制。鉴于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反响强烈，《道路交通安全法》讨论、审议过程中，曾经拟取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但是，在该法最后通过时，仍然保留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作责任认定的规定。如果经过理性分析，应当承认这种保留是必要的，立法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毕竟是交通警察队依法应当行使的职权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交通警察队履行该职责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监督与约束；当事人对这种行为不服，可以采取何种司法救济渠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论文代写 http://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妾身名分如何？看一看与之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不得人不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重要性刮目相看。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的定罪和处罚情节均以行为人在相应的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只有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
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交通警察队往往按照事故责任大小划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并依照其确定的比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时，往往也以事故当事人所负事故责任大小作为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依据，并据已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份额。 论文网 http://
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不论是即将生效的《交通安全法》以及尚在使用的《交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很多，这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与否，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有无以及事故责任大小。
由此可见，交通警察队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应否受到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直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无疑是法治国家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否则，既与“法治”的精神不相符，又可能导致行政专横，甚至有随意“出入人罪”之嫌。
二、争议——大相径庭的观点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应否接受司法审查，目前行政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如著名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杨健顺都曾撰文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行政可诉性，只有少数争鸣观点持否定意见；司法实务界对此做法不同，但审判实践中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大众要求法院审查该认定行为的呼声较高。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进行司法审查，目前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持否定观点；另一种意见持肯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否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具备行政可诉性，理由是从法律（广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考虑，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法发39号通知中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理论方面分析，持否定观点的人中有的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种证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人认为，对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但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因为这种行为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更符合行政裁决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裁决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的一种行政裁决，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果对民事诉讼毫无意义。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决定着事故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此观点一出，与此观点截然相反并与作者商榷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肯定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是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必经阶段，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可诉的行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包含了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效果要素，是证明性质的准行政行为。尽管它本身并没有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但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进行了确认和证实，对当事人此后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间接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当法院以此为依据裁判当事人的交通事故纠纷时，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就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加上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往往作为法院民事案件处理的前提，所以，法院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经两次刊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诉讼案例，由此说明了此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存在现实性与可行性。另外，最高法院公安部法发39号《通知》也不应成为受理此类案件的障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8号《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有的学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致不实事求是地作出这类认定，人民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也是有权进行审查的。这一方面由于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而不能将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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