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8572 发表于 2018-7-26 20:52:57

2018出版及言论自由与诽谤的边界法律分析

   一、案情简介
  1999年3月,乌克兰一名政治评论家鲁道夫?马瑞斯基出席了一场关于反对种族主义国际周活动的圆桌会议,并做了题为对犹太人的恐惧的发言。在会议后的3月26日,乌克兰当地的一家报纸《乌克兰和世界的今天》将该发言以同名刊登。1999年4月28日,乌克兰统一党以马瑞斯基和该报纸的主编办公室为共同被告向利沃夫地方法院提起诽谤诉讼。他们认为,该发言中提及的...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对于犹太人的恐惧不仅在体现社会行为上,更体现在政治上。例如,一直向民众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的乌克兰统一党,正试图开启其在利沃夫的相关活动...②的言论并不真实,损害了其荣誉,尊严和声誉,构成对乌克兰统一党的诽谤。
  2002年3月7日,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了支持原告乌克兰统一党的判决,认为马瑞斯基的言论构成了对乌克兰统一党的诽谤,应承担公开声明及道歉的责任。2002年9月9日,马瑞斯基向利沃夫区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区法院维持了原判决。2003年3月31日,乌克兰最高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马瑞斯基的上诉请求。之后马瑞斯基以乌克兰国家为被告向欧洲人权法院③提起诉讼,认为其所作出的政治性言论,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该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即原告乌克兰统一党曾多次使用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贬义性词语YID④。同时,在国内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法院的疏忽而导致有利于申请人马瑞斯基的证据无法取得。最终,欧洲人权法院于2010年8月20日作出终审判决,认为申请人马瑞斯基的言论并不构成对乌克兰统一党的诽谤,马瑞斯基胜诉。简历大全 http:///html/jianli/
  二、对欧洲人权法院终审判决的解读
  在终审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应当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的规定来判断申请人的言论是否构成诽谤。公约第十条规定了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行使上述各项自由......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⑤。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国内法院所做出的判令申请人和报社公开发表声明,证明其所作言论是不真实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对申请人行使出版及言论自由权的干扰。国内法院称,即便这构成了对申请人的干扰,但这种干扰是为了追求对他人声誉和权利保护的合法目标而设置的,符合公约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于出版及言论自由干扰的设置必须极为严格,即只有这种设置是在必须必要且相当的情况下,才可以设置。而本案中的干扰不符合这一要求,具体而言:第一,本案中政府设置干扰最重要的理由是,申请人的言论是不真实的。但在这一问题上,能够证明申请人言论真实性最为关键的证据,却因法院的疏忽而无法取得,且法院最终做出的不真实结论所依据的证据也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二,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国内法院证明了该言论确实出于申请人的真实意思,也从乌克兰统一党的党章中证明了原告没有种族主义的倾向,申请人的论断没有现实的依据,但这仍然不能说明这种干扰的设置就是合理的。因为,......申请人所做出的政治评论仅仅是价值上的论断,而对这种价值判断真相的证明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这种臆断本身就是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的侵犯......⑥。代写论文 http://
  三、出版及言论自由与诽谤的冲突简述
  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来看,很明显其所偏向的还是对公民出版及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可能设置在出版及言论自由上的限制或是干预,条件都极为苛刻。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如何理解出版及言论自由与诽谤的边界冲突;其二,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的限制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想要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问题有更加清晰而深入的认识,就不得不谈到美国对于出版及言论自由权的发展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及言论自由的发展史就是反抗对其限制的斗争史。限制出版及言论自由主要包括事先限制和事后惩罚。事先限制,主要是指对出版物的预先批准制度或是对言论行为的禁止,而事后惩罚强调则是对于不正当言论的法律惩罚。一般来说,事前审查是剥夺言论自由的第一特征,而过于严苛的事后的惩罚同样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换言之若法律轻易地将某种言论认定为诽谤,那必是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的阻碍。
  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在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的限制中度过的。1927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⑦打破了《反煽动叛乱法案》⑧所制造的对于出版及言论自由的事先限制,也使人们认识到能够把话说出去是多么的重要,但对于严苛的事后限制来说,这条路走得却有点艰难。在20世纪初的美国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诽谤案中,原告十有八九是会胜诉,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快三步推定⑨。快三步推定是指法院在审理诽谤案时的规则:第一,所有涉嫌诽谤案的出版物都被推定为是虚假的,证明所述属实的责任由出版商承担;第二,在诽谤案中,只需显示被指控的出版物致使原告名誉受损即可;第三,推定出版商有错。很明显,在快三的规则下,一旦出版商被诉诽谤就很难胜诉,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媒体的出版及言论自由形同虚设。简历大全 http:///html/jianli/
  直到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⑩,才将此打破。沙利文案之后逐步确定了新的审理诽谤案的规则,即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公众人物,若要赢得诽谤侵权的损害赔偿,就必须证明刊出的文字属于故意或者是完全放任的虚假陈述。沙利文案的影响是极具意义的,它大大的增强了媒体的信心,鼓励他们勇敢地揭露政治真相,而不是充当官方的速记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十年间,美国媒体创造了现代新闻史上的两大成就: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 1。
 由此可见,严格限制对于诽谤的认定,打破严苛的事后惩罚,对于保障公众和媒体的出版及言论自由有着巨大的意义。也正因如此,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这起诽谤案时也是秉持着极为审慎的态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严格审查诽谤案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要考虑诽谤案中原告的举证情况和案件事实,不因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而忽视原告的权利。
  四、出版及言论自由与诽谤的边界划定
  在本案中,最 简历大全 http:///html/ji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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