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适用的几个问题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是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犯罪构成。应该说刑法对此罪规定的已较具可操作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的适用却存在一些争议。本文试图从其犯罪对象、主观方面、销售金额等方面做粗浅的探讨。关键词：伪劣产品; 适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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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是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犯罪构成。应该说刑法对此罪规定的已较具可操作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的适用却存在一些争议。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受产品质量管理监督的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但建筑工程和军工产品以及诸如毒品之类的国家严禁自由流通的产品除外。因而，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犯罪对象的产品而言，可; 以用于流通的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动产，以及军转民产品、可流通的高科技产品这几类产品成为该罪主体在理论上、司法实践上一般不存在歧义。但诸如建设工程、军工产品、限制流通物是否能够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则不无疑问。
基于商品是指通过交换进入消费的、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品这一观念，我们认为，正确界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对象，首先应当以是否以交换为目的这一标准着手，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不足以供他人、社会使用为目的即不是以交换为目的，则不能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性。而在认定作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对象的“商品”内涵后，伪劣
商品的认定就至关重要了。
伪劣商品在行政法规中涵义并未统一，有了“广义、狭义之分，如1989年国务院《关于严厉惩处经销伪劣商品责任者意见》规定，伪劣商品包括：(1)失效、变质的；(2)危及安全和人身健康的；(3)所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4)冒用优质或认证标志和许可证标志的；(5)掺杂使假，以假充真或以旧充新的；(6)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这即是广义上的伪劣商品。国务院同时还规定，经销某些产品，经指出不予改正的，即视为经销伪劣商品。这些产品包括：(1)无检验合格证或无有关单位允许销售证明；(2)未用中文标明商品名称、生产者和产地(重要工业品未标明厂址)的；(3)限时使用而未标明失效时间的；(4)实施生产(制造)许可证管理而未标明编号和有效期的；(6)高标耐用消费品无中文使用说明的；(7)属处理品(含次品、等次品)而未在商品或包装的显著部位标明“处理品”字样的；(8)剧毒、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而未标明有关指标和使用说明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商品也属于伪劣产品，这是在更广义上使用的。《产品质量法》第37、38、40条规定的伪劣产品则包括：(1)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2)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3)不合格的产品；(4)失效、变质的产品。这些即属于较狭义的伪劣商品。而1997年刑法第140条规定的四种伪劣商品即属于较狭义的伪劣商品。以这些法规规定看，生产、经营上述伪劣商品的法律责任可以是民事的、经济的，也可以是刑事的、行政的。因此，在理解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时，有不同的见地：有以《产品质量法》第37、38、40条的规定来界定其范围的；有以刑法第140条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来界定伪劣产品范围的；有的只是在客观方面描述了刑法第140条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而没有涉及伪劣商品的界定；有的在根据《产品质、量法》界定伪劣产品的范围后，而在认定本罪客观方面行为时，又将伪劣产品“的范围根据刑法规定予以了缩小。
我认为，正确界定伪劣产品的范围，首先要判断这些由于交换的商品是否具有刑法第140条规定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情形。如果生产、销售的产品符合这种情形，则应当认定伪劣产品。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主张的是广义上的伪劣产品。其理由主要在于(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设置目的在于维护商品生产销售的正常竞争秩序，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则主要是通过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规与制度，而破坏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管理等方面的正常竞争秩序，因此，只要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有关该产品的质量要求，即可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2)作为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遵守商品质量管理法规与制度的基本要求。凡未按产品质量标准生产、销售商品的，其生产、销售的商品即可能为伪劣商品，经指出不予改正的，则可按本罪定性。因为按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生产经营是生产者销售者的主要职责，其生产经营的产品绝不能属于《产品质量法》、《关于严厉惩处伪劣商品责仟者意见》等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伪劣商品范围，如果生产销售的是这类伪劣商品并且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则没有理由对此不按本罪定罪量刑。刑法第140条规定的主旨在于保护产品质量标准的切实执行，这一点从其只规定行为后果达到销售金额5万元即可构成本罪便可以看出。(3)尽管刑法第140条只规定了“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为本罪所涉及的伪劣产品，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将其它产品质量管理法规所界定的伪劣产品排除在本罪适用范围之外。因为其它产品质量管理法规所界定的任何一种伪劣产品，均可基于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保证义务，而归为本罪所涉及的伪劣产品类型。这也是上述产品质量管理法规界定伪劣产品范围的主要旨意。如《关于严厉惩处经销伪劣商品责任者意见》规定的经指出不予改正而认定为经销伪劣行为其所涉及的几种产品，均可分别归于刑法第140条所规定的几种伪劣产品范围，一般地可归入“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伪劣产品范围。
界定了本罪所涉及的伪劣产品之范围后，前面所提及的建设工程、军工产品、限制流通物等物品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首先，建设工程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那种根据《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认为刑法第140条所指的产品不包括建筑工程的观点，在理由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因《产品质量法》将建设工程排除在适用之外，而将此也排除在刑法第140条的适用范围外。《产品质量法》毕竟不能替代刑法，《产品质量法》的上述规定是基于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不同于一般产品质量，而不是建设工程没有质量问题，不存在质量管理法规。如果建设工程是用于交换的，符合商品的属性，则应当认定为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劣质建设工程在用于商品目的时，其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按本罪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劣质建设工程较其他劣质产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而刑法第137条所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只处罚造成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劣质建设工程生产者(包括建设者、设计者、施工者、工程监督者)，如果对由于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劣质建设工程的生产者、销售者不进行处罚，于法于理都难以令人诚服。刑法第140条并未限定行为本罪犯罪对象的产品的范围，我认为，将建设工程纳入本罪犯罪对象，是有足够理由的。特别是在目前“豆腐渣”工程泛滥于世的情形下，这种认定更其现实意义。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时，应当考察建设工程是否体现商品的属性，这是认定本罪犯罪对象的前提。
其次，军工产品也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我国武装部队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等军工产品的提供一般是由国家指定单位(这种指定可以来源于投标竞争)有偿提供，这些军工产品便表现出商品的一般属性，如果在有偿提供的武; 器装备、军事设施这些军工产品为伪劣军工产品，则具备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基本特征，因而，在理论上讲，生产、销售伪劣军工产品的，即可按本罪定罪处罚。但由于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是武装部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物质力量，是战斗力的重要体现，如果向武装部队提供不合格的该类军工产品，必将直接削弱部队战斗力，侵犯我国国防利益，因此，刑法第370条特别规定了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与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这样，如果向武装部队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则按刑法第37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除此之外的生产、销售伪劣军工产品行为，则按刑法第1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理由与我主张建筑工程可以构成本罪犯罪对象的理由类似，不再赘言。
再次，限制流通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作为限制流通物而言，只是由于贸易管制的限定，而在交换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商品的属性依然存在，因而，限制流通物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便成为刑法140条规定的应有。否则，对于生产、销售伪劣限制流通物行为其物品符合前述“伪劣产品”界定标准的，不按本罪定性处罚，于法无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当然，如果刑法对生产、销售某种限制流通物另外专门规定为犯罪的，则不再按本罪定罪处罚。
当然，如何判断刑法第140条规定的伪劣商品，还需要借助实施产品质量保证的标准体系。判断产品合格与否，我国有国家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与社会标准或合同标准几种，凡存在前种标准的，则不能采用后种标准，即这几种标准的效力是由大至小排列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弄清。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观方面
〈一〉、故意形态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这一点在理论上已取得共识，但对故意的内容却不无争论，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主张本罪只限于间接故意，不包括直接故意在内。这其中包括了两种见解．一是认为本罪故意内容表现为“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会发生危害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用户、消费者的结果，为了牟利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认为本罪故意内容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发生侵害企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结果，并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2)这种主张没有明确本罪的故意为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是对故意内容进行了描述，如有的认为“所渭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生产、销售的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伪劣产品，而仍然生产、销售。”有的则认为行为人的故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内有意制造伪劣产品，在销售领域内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销售产品中故意掺杂、掺假；二是明知是伪劣产品而售卖。”还有的认为其故意表现为“明知自己在生产、销售中所从事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而故意实施”。(3)主张本罪故意中“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为明知是伪劣产品而予以生产和销售。”
我对上述几种观点存在不同看法。首先，间接故意说之主张不足之处在于；在故意犯罪中，从刑法理论上讲，无论行为人持有哪一种犯罪故意，都是行为人对同一行为对同一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当然应当定同一个罪，因为都是故意，行为性质不能由放任或希望决定，所以，该种观点所持“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即希望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应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或侵犯财产的有关条文定罪处罚，而不能认定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见解，是与刑法理论相悖的。作为一种故意犯罪，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要么可以由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构成，要么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不可能只能由间接故意构成。而且其中一种观点将牟利目的作为故意内容也是与立法原旨相悖的，尽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般都具有营利目的，但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再者，是否会发生危害企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结果，并不构成本罪的故意内容，本罪的主观罪过只可能是对伪劣商品的生产、销售持希望态度，这是由刑法第140条所体现的立法精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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