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析抢劫中的胁迫方法
【摘要】胁迫方法是抢劫罪中最重要的手段行为之一，其在司法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如胁迫需要达到何等程度，不作为的胁迫是否能构成抢劫，抢劫中的胁迫同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有何不同等等。本文试从这些问题入手，对抢劫中的胁迫方法作初步探讨，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抢劫罪。【关键词】 抢劫 胁迫
胁迫是以实施暴力和其他侵害或使他人遭受某种不利相要挟，使他人在精神上陷于恐惧或不自由的行为。胁迫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使他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或恐惧，因此，具有刑法意义的胁迫行为是一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威胁行为。基于胁迫行为的危害性，有些国家的刑法单独设有“胁迫罪”。如日本刑法第222条规定， 胁迫罪是“告知对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施加损害的旨意而胁迫了人的人，或者告知对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施加损害的旨意而胁迫了人的人。” 但我国刑法中没有一般性的规定胁迫罪，而是对包含胁迫行为的犯罪进行了列举性的规定，只有基于特定目的的胁迫行为才被规定为犯罪。所以，在抢劫罪中，胁迫行为并不是全部的实行行为，而只是整个犯罪行为的手段性行为，它与后续的“取财”这一目的性实行行为共同构成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但何谓抢劫罪所要求的胁迫方法及其要求的程度如何，是司法实践部门认定的难题。尽管抢劫罪是司法人员耳熟能详的罪名，但对于其中“胁迫”的理解，仍然不够准确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观念上的误区。下文将着重对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认定
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应当如何认定，许多国家的刑法立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将抢劫的胁迫规定为：“危害身体或生命相胁迫。”（第249条）；俄罗斯刑法典将抢劫的胁迫规定为：“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相威胁”（第162条）。 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对此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而将它留给了理论解释。于是，对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定义，理论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是指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以便当场占有其财物，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 并同时提出，“刑法典第263条抢劫罪中的‘胁迫’，宜在今后修改法律时改为以‘暴力相威胁’，以明确和限定胁迫的内容。”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明确了抢劫中的胁迫方法的暴力性。但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恐吓或胁迫，其能否成为抢劫中的胁迫，并不在于内容如何，而在于能否造成是他人明显难以抗拒这一结果。任何形式的恐吓或逼迫，不管其内容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只要其能够令人明显难以抗拒，就足以成立抢劫犯罪中的胁迫”。 我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我国的刑法中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方法比其它国家更广泛，不但包括“暴力”、“胁迫”，还包括有“其他方法”。抢劫罪属于暴力型财产犯罪，是以“暴力”为基础成立的，这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所以抢劫中的胁迫是直接侵犯人生命健康的暴力威胁，不同于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而司法实践中，胁迫往往也是以暴力胁迫为内容。由此可见，为了使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更严谨、协调和避免理解中的歧义，明确胁迫方法的暴力性是必要的。至于有学者提出的非暴力的“胁迫”，如装鬼吓人夺取财物，我认为此类“胁迫”方法利用的并不是被害人的恐惧心，而是被害人的迷信心理。所以可以将此类方法归类于抢劫的“其他方法”。
作为抢劫罪的胁迫方法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呢？对此，有些国家刑法有明文规定。如瑞士刑法第139条规定，只有“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才构成犯罪。 日本的判例通说则认为抢劫中的胁迫是作为强取财物的手段而使用的，因此，是指最狭义的胁迫，它必须达到“足以抑压对方反抗的程度” 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也认为抢劫中的胁迫也应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可见在这一点上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那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呢？理论界存在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应根据被害人的主观心理来判断，即行为人认识到只要使用轻微的暴力就能够抑制对方的反抗，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如行为人使用玩具手枪胁迫对方交出财物，并且行为人预见到被害人不敢反抗，这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认为，应当从胁迫的性质来判断，以社会一般人的主观心理为准考虑是否足以达到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其实这两种学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黑暗中行为人言语的恐吓，对于具有特殊体质的老人或患有心脏病的极度胆小者而言，可能会对其造成极度的恐惧而压制了一切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而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主观说，应当依被害人的胆量大小定罪。前者可以认定为抢劫，而后者没有压制住对方的反抗，就不能定罪。从而导致一种行为性质的两种判罚，这样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在衡量胁迫程度时，应当采用客观说更为合理。当然，客观说中的“一般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当对这一标准具体化。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如被害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性格等行为的状况；作案的时间、场所等行为的有关情况；胁迫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人所持的凶器等行为人的状况。总之，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如果认为某种胁迫从社会观念上足以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那就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反之，如果达不到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状态的程度，只是因为被害者有臆病，而实际上产生了抑制其反抗的效果，就要看行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的这种特殊状况，如果明知，仍构成抢劫。当然，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的特征除了上文所包括的暴力性和程度性，还有以下两点：
（一）胁迫方法具有实施的当场性。即胁迫是面对被害人直接发出的。这种胁迫行为必须是面对被害者当场实施，并且如不满足其要求，将要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才能成为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如果胁迫行为不是当场面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是借助给被害人写信、让第三人向被害者转达或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间接实施的，即使具有暴力的内容，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而不能构成抢劫罪。如果当场迫使被害人写下欠条，承诺事后取财的，也应当认为是敲诈勒索。 当然，我们对“当场”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暴力胁迫的现场，应该允许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一定限度的延展，否则就不会有胁迫行为实施的余地。如数个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胁迫劫财行为，被害人当即逃脱。但在半小时后被围堵，被迫交出财物。如果局限地认识“当场”而不允许时空的延展，就会产生两个犯罪现场，两个抢劫行为。这样会造成行为人同时犯有抢劫未遂和抢劫两罪，这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所以抢劫中胁迫方法的实施当场性应当允许一定的时空跨度。
（二）胁迫对象特定。至于胁迫的对象，一般认为是财物持有者本人和其亲属。但日本刑法理论认为具有姘居关系的人或法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的养子也在胁迫对象的范围内。 我认为这样的列举仍不足以囊括胁迫对象的范围。胁迫的本质是在造成恐惧和强制以抑制对方反抗。在实践中，能够对财物持有者形成要挟的人不仅仅为亲属，还可能是朋友、情侣等。所以胁迫的对象应当是被财物持有者本人及其所有情感上的利害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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