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伯克利犯罪学派看美国的国家政治
【内容提要】 美国的批判犯罪学在其犯罪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的伯克利犯罪学派更具领军地位。伯克利犯罪学派的发展道路极其坎坷和艰难的，其无情揭露了美国社会和国家政治的详细内幕；直面了美国在民主、自由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的种种曲折与艰辛历程，甚至包括犯罪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学者和劳苦大众所付出的极其昂贵的沉重代价。【关 键 词】美国/批判犯罪学/伯克利学派/美国政治
一、伯克利犯罪学派的起源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产生了秩序和权力危机。几十年过去了，而美国政府和大众媒体依然将这个危机归罪于所谓的“通常的嫌疑犯们”，即被六十年代的人们奉为神明的与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那些通过政府镇压、野蛮的警察行为和战争来与本已迟到的平等作对，从而实现他们利益及所谓国家目的和秩序的维护者们。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犯罪学主要是由保守派和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讲授。在这里，犯罪学是作为一门政治平衡课程而存在。讲授犯罪学的十二个左右被认为在几乎整个时期有问题的教授中，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和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只有四个人被看作是激进人士，四个中的三个在任期结束后没有得到续约。
尽管激进分子是少数，但他们的观点在所有开设犯罪审判和犯罪学的学校里一点点地传播开来。理查德·A·麦荏(Richard A. Myren)，犯罪审判教育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70年总结道：“伯克利大学过去的努力为今天全美国所有大学的犯罪研究吸引了最广泛的关注。”
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伯克利分校，相当一部分博士生进行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有了较大的区别。当然，研究生们依然采用传统的案例来研究犯罪问题，例如犯罪控制与管理问题。但是，林奇·B·库泊(Lynn B. Cooper)1967年的论文详细论述了“国家镇压功能”的扩张，这种功能由法律强制辅助委员会进行。理查德·C·斯培戈曼(Richard C. Speiglman)在加州监狱医院研究了这种法律镇压扩张趋势。他接触的病历揭示了“新式监房”的形成，这一结论来源于在治疗“情绪失控犯罪者”时使用大量和不正常的镇静剂的事实。
一些毕业生关注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弗朗斯·考尔斯(Frances Coles)1974年研究女律师的经历，朱莉娅·史温丁格(Julia Schwendinger)1975年的论文致力于研究强奸受害者和她们在犯罪审判过程中受到的对待。1973年林恩·奥斯本(Lynn Osborn)和惴欧·哈姆费瑞赦(Drew Humphries)像研究司法审判代理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社会阶层歧视一样，仔细研究了反对同性恋和反对堕胎的政策。
人种和犯罪是另一个焦点。大卫·道德(David Dodd)研究了城市里美国黑人与白人同样身份的获得与丧失。乔治·纳泊(George Napper)研究了美国黑人学生运动，里野艾殷·斯丸(Llewwllyn(Alex)Swan)研究了种族骚乱的起因。
对社会阶级和犯罪的观察，使泊维达(Poveda)和约瑟夫·维斯(Joseph Weis)关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的研究得以产生。与受不良行为习惯和社会控制理论鼓励的单纯心理研究不同，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着眼于社会阶级、青少年培养和不良行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
激进犯罪学者带来的变革远远超出了伯克利分校的范围。朱莉娅·史温丁格(Julia Schwendinger)、托米·汉尼根(Tommie Hannigar)、苏西·达德(Suzie Dud)和其他女学生与伯克利当地的妇女一起创立了全美第一个反对强奸组织——海湾妇女反抗强奸联合会。这些妇女迫使亥瑞克(Herric)医院管理层撤换对强奸受害者为所欲为的急救中心主任，她们要求医院在治疗强奸受害者时采用和其他人一样的医疗方案。①她们为强奸受害者建立了帮助计划，并为她们提供热线服务，出版公告信息，在电线杆上张贴小纸条来描述强奸者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在给伯克利海军当局和警察部门施压之后，她们为强奸案的庭审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辩护方案，为警察官员们处理强奸案提供富有感情的开庭训练。这个重要组织和她们的计划与我们写的一样，至今依然活跃在前沿。
二、面对美国战争罪的反战者宣言和校园暗杀
在1968年与1969年，警察出现在将近一百所大学的校园里，国民卫队出现在六所大学中，超过4000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在南得克萨斯(Texas Southern)大学和奥兰治村(Orangeburg)，南卡罗莱娜州(South Carolina)，黑人学生遭到了枪击并被杀死。国民卫队占领了维明顿(Wilmington)黑人犹太区长达九个月之久。超过一百名黑豹党成员在全国范围内的围捕中被逮捕。这一年发生在伯克利的两件重要事件是：一件是由第三世界解放阵线领导的学生罢课—罢课中亚洲学生和黑人学生充当了领导作用，他们要求成立第三世界学生组织。另一件是人民公园破坏。大量的对示威者的报复性犯罪都发生在这两件事中。
入侵柬埔寨使美国招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犯罪学学生联合会(CSA)一致通过了恢复全面罢课的决议，这获得了伯克利分校犯罪学全体师生的绝大多数同意。因此，尽管里根(Reagan)州长仍试图纵容关闭加州公立大学所带来的进一步混乱，好几百学生还是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学校园举行讨论会、集会和组织会议，志在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不断地奔走引起了更多人的义愤，这导致入侵三个月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从柬埔寨撤军。这次入侵成了军方和政客的噩梦。②
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一代人很难完全明白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在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揭露了政府在战争的原因方面一再对民众撒谎，这本书是由一位在越南服役的官员研究了4000份机密文件之后写出的。③例如在1957年，越南起义者、法国以及法国的殖民地—南越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并计划举行民主选举，但美国暗中破坏了这个协议。④美国阴谋推翻了南越政府并用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取而代之。美国犯了纽伦堡法庭(Nuremberg Tribunal)所说的一种战争罪——侵略罪，因为其侵入越南并支持非法的独裁者。
美国触犯了所有控制国家战争的法律，在由1968年5月开始的报复越南春节进攻的“恐怖25天”中，美国的炸弹将越共占领的Hue市变成了瓦砾。更进一步的暴行，像My Lai大屠杀和对政治战犯有预谋的拷打与死刑表明美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友很想在战争中继续犯罪。美国军队采用的“地毯式轰炸”、“随意射击区”和“搜捕与摧毁”政策与欧洲人及其后代在北美对土著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政府的罪行并不限于发生在东南亚微纳玛拉(McNamara)的“肮脏战争”。同样有声音对美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谴责。The Statt Department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许多怪胎，例如乌干达的Idi Amin，扎伊尔的统一Mobutu，同时密谋推翻、绑架和杀害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包括加纳的Kwame Nkrumah，刚果的Patrice Lumumba,和南非的Nelson Mandela。联邦情报局和美国军方的政策支持或安插了暴力政权在南津巴布韦、葡属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和南非。
事实证明，伯克利学派许多成员与政府机构造成的诸多损害之间有着特别的联系。例如，当美国秘密武装印尼军事力量的时候，一位成员受雇担任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思想坦克”然德(Rand)公司的顾问。他鼓动印尼军队里的某些人暗杀苏加诺总统，因为他的国家协调政策中包含了共产党在内。1962年，他帮助撰写了一份国家部门的官员建议，结果CIA的行为使得印尼发生经济动荡。动荡发生时，一个特殊的军事训练顾问团在雅加达成立，为1965年暗杀和军事政变提供了舞台。最后，苏哈托被推上了政台，残忍地发动了血腥屠杀,CIA自己都称其为“20世纪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有近一百万印尼人被残杀。在大屠杀期间，有观察者报告说：河流变成了红色，漂满了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尸体，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亲属或朋友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最后，极端分子们因为政府高层中的伪善、腐败和极高的犯罪及错误行为而进行反抗。尼克松总统被弹劾不是因为他与见习医生发生了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支持对政治对手的非法压制以及盗窃、窃听、政治黑钱以及其他意在破坏政治异议和民主选举的犯罪行为。因受贿而最终被证明有罪的副总统和尼克松一起，多次假扮为“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刑事学院因为研究谋杀行为而建立的时候，前任董事霍德曼(Haldeman)和代理人约翰(John)正泄密卷入水门事件的共谋。⑤
作为以犯罪学为专业，世界上最正直的刑事学学生及学会会员们，面对这些不断发展的犯罪行为又如何能保证沉默呢？这些人写文章，作演讲，参加一个又一个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当战争犯罪出现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学会会员并没有因为这些事件而变得激进。当然，也有许多学生和学会会员反对那些人因为他们自己是支持战争的。还有许多学生因为害怕，或者厌恶政治，其行为仅止于签署一个请愿书或者抱怨那些激进分子干预了他们的职业或教育。想起许多年后对于他们的回应，我们记起一个关于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他的朋友亨利·大卫·瑟瑞尤(Henry David Thoreau)的故事，他们曾因反对墨西哥的战争而拒绝交税被投进监狱。当看到瑟瑞尤(Thoreau)站在酒吧后面，爱默生(Emerson)大叫：“亨利(Henry)，你站在那里面干吗？”瑟瑞尤(Thoreau)回答说：“你站在那外面干吗？”
三、斗争的继续与后现代的挑战
在学校里，激进的学生通常求助于冲突理论或政治经济学来处理宏观关系。⑥然而，在千年之交，一种全新的观点——后现代犯罪学出现在这些观点的对立面。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后现代主义的发起人是一群文学评论家，他们来自质疑先前存在的由科学方法确定的“客观真实”概念的人。这些评论家们认为，无休止的社会状况变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用媒体语来说明人类制度。假如，这些相互作用——和他们语言上的协调——轮流产生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但是，一个对这些制度随机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彼此毫不相关，除非运用文学评论规则而不是科学规则。科学方法和随机分析并不比其他方法可信，例如在认识世界是由作家、思想家和普通老百姓组成方面。
后现代主义者关心的问题不是文学的叙述是否能帮助科学家理解事实。事实上，他们是帮科学家最大限度地理解世界。但是，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信仰—虚构的作品能毫无疑问与科学理论一样告诉我们关于社会的东西，假设科学方法对理论的构建毫无帮助，或者科学方法与发现真实是毫不相干的。这种观点肯定不正确：如果科学是另一种虚构形式——假如科学不能产生实用的真实——我们就无法获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大量科技成果，像汽车、飞机、眼镜、电力和现代医药。虚构作家可能想象出这些东西，但科学家创造这些东西。
当然，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言论是错误的。科学实践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因此，这些实践意在发现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提供有关他们的理论。所以，他们要求一定程度的理解发现的方法和逻辑与证明的方法与逻辑之间的异同。他们要求理解区分理论与理论思考之间的差异，这有助于科学实践产生客观的理论，而理论思考则会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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