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二审死刑案件的公开审理
一、死刑错案突显二审公开审判之必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媒体披露了多起死刑冤假错案，其中有的甚至是本应认定无罪的被判处了死刑。这些死刑错案，暴露出现阶段我国死刑刑事诉讼程序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死刑案件二审的不公开审判，便是其中之一。
曾经在全国沸沸扬扬的杜培武案和李化伟案即为适例。
昆明市戒毒所干警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杜培武原为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2日，杜培武之妻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发现遭枪击死于一辆微型车中。7月2日，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拘留。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杜培武因怀疑其妻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因而报复杀人，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上诉至云南省高级法院后，二审法院根据一审法院上交的书面材料，结合辩护律师的意见，认为，“本案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合法有效”，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根据我国的二审终审制度，杜培武被投入监狱。2000年6月，由于一个震惊全国的杀人劫车特大团伙案被昆明警方破获，杜培武的冤情意外地被洗清。7月6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再审认为，“现经再审查明：被害人王晓湘、王俊波于1998年4月20日19时许被枪杀于昌河牌微型车内的事实，已有由公安机关提供并经查证属实的新的证据证明非杜培武所为。”“原审判决认定杜培武犯罪的证据已不能成立。根据现已掌握的新的证据，杜培武显属无辜。原审判决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李化伟杀妻案：李化伟原为辽宁省营口市水泥厂职工。1986年10月29日，李化伟之妻邢伟在家中遇害。经两次开庭审理，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12月4日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李化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0年1月1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李化伟的上诉，维持原判。2000年7月，真凶——李化伟的邻居江海因他案浮出水面。
上述两案件的二审，审判形式均为书面审理。这也不能不说是杜培武、李化伟冤案在二审中未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案件情况来看，杜培武与李化伟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且其一审判决作出前，均存在经有关部门（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长”会议，定下判决结果这一细节。因此，从务实的态度出发，他们命运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审的公正、有效审理。而且，从事实上看，如果二审能够公开审理，应当说，发现案件事实也并非难事。如杜培武遭刑讯逼供后曾要求监所检察官拍下伤情照片。另外尚有许多办案人员亦可证实刑讯逼供之存在。李化伟案中，起诉书上将被告人衣服上的血迹形成由“擦拭”改为“喷溅”、现场提取的指纹与被告人指纹不相吻合、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改动、证人也即被告人之母否认证言的真实性、被告人翻供等非正常细节，若能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双方的质证、交叉询问，由侦查机关一手炮制的用于定罪的事实依据被戳穿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很大的。遗憾的是，在两案的书面审理中，二审法院以一审上交的案卷材料为主要依据，以一句轻描淡写的“本案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合法有效”，将满心期待昭雪的杜培武、李化伟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这样的死刑上诉案件决非孤立的个案。在审判实践中，二审上诉案件采取的审判形式一般都是书面审理，并不开庭审理。据调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非人民检察院抗诉死刑案件的公开审判率，内部明确控制在10％－20％左右。其他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对死刑二审案件的公开审判率也维持在基本相差无几的比例，有的甚至更低。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作案次数多、被告人翻供、存在数罪、证据复杂或存疑的等上诉案件，审判人员为了节省时间，通常都会采取书面审理的形式。如此审理，我国死刑上诉案件改判率仅维持在5％左右，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对照，美国2／3以上的死刑案件在上诉后会获得改判。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23年中的5760个死刑案件进行研究后，于2000年6月12日发表报告指出，全美的死刑误判率为68％，每3件死刑案件中有2件以上经上诉后被撤销。对于中美之间在死刑上诉改判率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国人往往将其作为指责美国人权保护状况的口实。然而，我们是否也应换个角度，对我们的死刑上诉改判率如此之低的缘由有所反思呢？
二、二审死刑案件普遍公开审判之应然
正如董必武同志所言，“公开审判是审判活动的重心”。实行公开审判，不仅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也是保护公民刑事程序人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公开审判与司法公正，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公开审判的实质就在于使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全社会的了解、审视和监督之下进行。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它与人性的某些缺点相结合，将滋生司法不公等问题。这种令人遗憾的后果在秘密审判的场合尤其容易发生。“公开审判的结果使整个审判过程直接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从而可以有效的限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衡量一国人权保护程度的标志。接受公开审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它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此外，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也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这一权利也被《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1984年5月25日批准）所重申。《保障措施》第5条规定：“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
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得到了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确认。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这为被告人享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提供了宪法保障。该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体规则为《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这里的“本法另有规定”，指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该条具体内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L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此外，在我国，接受公开受审的权利的例外尚有：（1）《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1条中所增加的“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应当决定不公开审理”。
从理论上说，法律或司法解释对被告人接受公开受审的权利设置例外并非对该程序人权的违背。因为，任何原则都会有其例外。公开审判原则自然也是如此。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规定，只有“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第14条第1款后半段）。
问题是，将哪些情况规定为例外？该例外之适用是否有违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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