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华民国刑法》实施后的刑事大案
河北高等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原告、被告的异议，官司随即打到南京最高法院。拖延到8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才作出裁决，维持河北高等法院的原判。庭内纷争不断，庭外同样群情激愤。由于施剑翘手刃的是曾杀人如麻的军阀孙传芳，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对她表示同情。著名女报人邓季惺在南京《新民报》发表文章《对施剑翘判决书之意见》，认为孙传芳系祸国罪首，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本应处极刑，国民政府也曾通缉在案。诛杀国法不容之人，古今均不为罪，施剑翘以一弱女，诛杀凶犯，法庭却判以十年、七年之刑，实欠公允。南京《朝报》发表了扬州妇女会致首都、上海两妇女会请联合营救的通电。上海《大众生活》杂志则称：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暗中与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等联络），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
此案还惊动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人同情施剑翘的遭遇，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明令特赦。冯玉祥早年曾与施剑翘的叔父施从云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之滦州起义，施从云时任营长，起义中牺牲，冯玉祥当时为营副。经多方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于1936年10月14日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http://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囊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印)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规定：国民政府行使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
轰动一时的替父报仇案，至此终于定论。
林森特赦令下达的第二天，施剑翘被释放。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10月20日，施剑翘离开监狱。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当局在她未出狱前故意放出假消息，转移社会注意。当天下午二时许，警方派出三辆汽车迎接其出狱，施剑翘乘坐中间的一辆，先到天津的亲眷家探视，两小时后乘快车赶赴北平。孙家及孙部旧属虽强烈不满，也无可奈何。他们出巨资16万元，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旁建造了孙氏墓地和祠堂。现在北京市植物园的范围内，孙传芳的墓穴和墓碑仍完好。后来，施剑翘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1957年起她被聘为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79年，施剑翘因病去世，享年74岁。http://
救国会七君子危害民国被捕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北洋政府的特别法传统，制定了大量刑事特别法进行刑事镇压。主要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常活动办法》、《惩治盗匪条例》等；其后又有《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戒严法》、《惩治叛乱条例》等等。这些刑事特别法可以不受刑法典法律原则的约束，便于规定普通法不便规定的内容，以致民国法学家们在《中华民国刑法》中体现的法治救国理想，不断遭到当局专制统治无情地扼杀，七君子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1936年，日本吞并中国之心路人皆知，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由此纷纷成立。是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1月，在救国会及上海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运动取得胜利。http://
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救国会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敌视。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被当局逮捕，引发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刚一被捕，社会各界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等2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国际社会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等候审讯。
国民党中央的陈果夫、陈立夫一度主张枪毙七君子，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沈钧儒等人商定一旦被押赴刑场，他们将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在临刑前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提出的协议主要包括出兵抗日，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其中一条便是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即沈钧儒等人。http://
1937年4月3日，当局正式对救国会七君子提起公诉。主要内容为：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11条、第28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刑法》第28条明文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起诉书》罗织的罪状还包括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等。
6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刘崇佑、江庸等20多知名律师自愿为七君子出庭打官司，形成了中国律师史上盛况空前的辩护阵容，沈钧孺、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人本身都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法庭上，他们充分展现了大义凛然的雄辩风采。
沈钧儒第一个受审。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答：赞成不赞成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救国会从来不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宣传什么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救国主义。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利用。沈钧儒据理力争。http://
讯问被告以后，许多律师先后起立发言，提出理由，要求传唤人证，调查证据，但庭上均以摇头、摆手的动作，不予回答。在被告与辩护律师坚持下，检察官面红耳赤，穷于对付。不得已，审判长宣告明日续审，草草收场。
第二次审理时，当史良被问到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时，史良告诉对方: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救国有罪!
审讯最后的焦点集中到西安事变是否与本案有关联这一点上。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应传张学良将军到庭作证，以明确被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检察官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用多此一举。章乃器随即表态：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检察官恼羞成怒，连连吼叫：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于此同时，慰问、声援七君子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爱国无罪成为全国民众共同的心声。紧接着，救国入狱运动如火燎原。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以爱国罪候审，同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表明准备入狱不专为营救沈钧儒等人，更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各界响应，普通老百姓纷纷签名，要求加人救国入狱的行列。当局骑虎难下，顿时慌了手脚。http://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声浪遍及全国。进退维谷之际，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当七君子出狱时，数百人立于烈日之下鼓掌欢迎。不过，七君子当时属于具保释放，直至1939年1月26日，当局才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此案的起诉，最终在法律程序上结案。中国
作为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此后不断被修订，台湾地区至今沿用，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相比而言，新中国的刑法典，却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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