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5年曲折立法路 见证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诞生的艰辛
高铭暄，1928年生，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教授，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曾参加1979年刑法典起草和1997年刑法典修订工作，多次参与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咨询工作回顾新中国刑法的立法，已经走过风雨60多年，其历程之艰辛，过程之曲折，让人感慨万千：一部出台时不过192个条文的刑法典（条文数在当代世界各国刑法典中可以说是最少的），从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着手起草算起，到1979年7月6日颁布，先后竟孕育了25年之久！实际上刑法起草的工作时间只用了5年多，长达19年多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也造成了建国30年，中国没有一部通行的刑法典，这在世界法制史上都是罕见的。
有法才能治国，这一观念早已成为了共识，刑法诞生的过程背后，历经了无数的反复曲折。个中滋味谁能解？记者专访了法学泰斗高铭暄先生，他全程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刑法的诞生过程，感触颇深的高老讲述了纷纭坎坷的当年事。
26岁开始参与制定刑法
194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1950年，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开始了，由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负责。法制委员会为此专门成立了刑法大纲起草委员会，当时不仅翻译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而且搜集了中国历史上和革命根据地以及建国以来的刑法立法的大量资料。1950年，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157条；到1954年9月，又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等运动，国家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立法工作上，所以两部稿子始终没有提上立法程序，更没有公开向社会征求过意见。http://
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5个组织法，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便开始着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高铭暄说：
我当时只有26岁，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研究生毕业后，刚留校当了一年老师，就被抽调到了法律室，边工作边参与起草制定刑法。武新宇是当时的法律室主任，他的上级是主管法律的彭真。起草刑法一共20人左右，常驻的大概只有十几人。法律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各地抽调来的市局级的领导，比如县委书记就有不少，都是地方上的能人，但法律知识方面还是存在欠缺。因为我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一直念的是法律，算是科班出身吧，有时他们就请我给大家上上课，普及法律方面的知识，武新宇有时也过来听。
我们分为3个小组，我分抓一个小组，制定总则的时候大家全体围坐一桌讨论，写分则制定具体罪名时，每个小组负责一块，各自回家后思考，再碰头商议。有时还要到各单位进行调研，比如我们制定责任事故相关法条时，关系一些厂矿、铁路生产安全，相当于现在的妨害公共安全罪，就跑了许多趟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详细调研，以作为制定的参考。http://
制定1979年的刑法，我们主要参考了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刑法》，以及翻译过来的各国的刑法典，其中主要是参考苏联的刑法体系。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做的一个工作总结，他们收集了建国以来的1万多起案件，对所有法院适用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加以统计，总结了90多个罪名，5个主刑3个附加刑的刑法种类，这些都被79刑法典所吸收。其次还有1953年1954年两年天津市法院系统所有刑事案件的汇总，也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说：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
到1979年刑法的诞生，之前新中国的刑法草案一共有38稿，其中最著名的是第22稿和第33稿。因为这两部刑法草案都送报到了中央，经过了法律委员会和领导人的审议。
我们每经过商议，改动调整一些法律条文，打印出来，便成为一稿。平均一个多月就出来一个新稿，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到1957年6月，写到第22稿，领导将其上呈给中央法律委员会，据说毛主席也看了，评价不错，后就发给人大代表人手一册，并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出了决议，同意将第22稿刑法作为草案公布试行。
但很快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了，法律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如参与起草宪法的法学大家钱端升，费孝通的哥哥、北大法律系主任费清等法律界知名人士都被打成了右派。一些法律条文也被人拿出来上纲上线，比如无罪推定就受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概念，是直接从《中华民国刑法》移植过来的，也受到猛烈批判。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因此停顿下来，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http://
当时没有通行的刑法典，中央在1951年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单行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共3个单行刑法条例，除此之外，刑法领域再无别的法律法规。当时的法院判案，如罪行无涉这三个《条例》，判决书上就直接填写判决结果：罪名和量刑，没有任何援引的法律依据。等到第22稿一传开，虽然后来没有公布成为正式的法律，但我们了解到，在实际的判案中，第22稿成了法院主要参考的裁判依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刑法的制定再次拖延，这一停就是5年。直到1962年3月，毛泽东同志针对立法工作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在这次谈话精神鼓舞下，同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在第22稿的基础上再次开始修订工作。经过多次的重大修改和反复征求意见，至1963年10月9日，写出了第33稿刑法草案。
在我看来，22稿还比较平和，33稿则是往严往重里改，因为当时阶级斗争的思想还是很浓厚的。33稿被认为还比较成熟，于是又上报中央，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领导的中央政法小组对33稿进行了审议，再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审查通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点头同意，中央曾考虑公布试行，但这次还未像22稿提交给人大审议。http://
不久之后，1964年的四清运动很快开始，在农村进行得轰轰烈烈，我自己也下放到了西安。接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国，法制建设也随之遭受灭顶之灾。一时间，可谓乱云飞渡，横看成岭侧成峰，非法拘禁、私刑泛滥。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无从谈起，刑法制定工作更是停滞不前，所以第33稿也就此被束之高阁，在文件箱里一睡就是15个年头。
30年空白期后，第一部刑法典应运而生
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无法无天之后，民众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法律环境，尤其是刑事法律环境。粉碎四人帮以后，法制工作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邓小平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过去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四清一来，事情就放下了。现在很需要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起草有关法律。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对于刑法典起草工作无疑是重要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推动。一部新中国的刑法典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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