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ＧＤＰ到ＧＮ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跃迁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沿用以GDP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然而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污染程度及资源浪费程度，不利于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人们幸福感的维持和提升。本文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例，探讨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影响，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为衡量指标。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GNH）
正如人们对幸福的渴求一样，对GNH的研究在国际上正是一个热点话题，最早提出GNH的国家当属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不丹就提出以政府善治、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GNH发展衡量指标。直到2005年，不丹这个贫穷的国家在世界幸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引起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注。自此，国际上成立了研究所对GNH进行专项研究。
美国的丹尼尔卡尼曼于2006年提出了测量美国国民幸福的方法，即“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英国创设“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MDP)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了进去；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强调文化方面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GNC）。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曾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分析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然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提出以GNH为衡量指标。
本文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城乡差距突出，环境破坏严重，应该提早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生态为原则，以追求人们的幸福为最终目标发展经济。
少数民族地区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影响
自1978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城乡差距的拉大、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传统文化的丧失都成了现实而且严峻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片面追求GDP增长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导向型”的经济追赶模式，或者说是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只注重资源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只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通过开发资源，特别是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GDP的快速增长；旅游资源的开发也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环境保护意识。GDP的增加额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相应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隐性的，并没有计算到GDP中。
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消费、高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难以使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的农牧民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其民族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反而会拉大差距。
（二）少数民族地区片面追求GDP增长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全国94%的草原面积，38.4%的森林面积，52.5%的水能蕴藏量，拥有90%以上的汞、锡、锰、钾盐、镁、铬矿，80%以上的云母、天然气资源和多种动植物资源；还有秀丽的山川河流、飞瀑流泉和众多名胜古迹、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以GDP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及资源恶化逐渐凸显。
河流的干涸、雨季的缩短、降水量的减少、冰雪的融化等不仅对水资源本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且对气候也有显著的影响。喜马拉雅山上巨大的冰层是世界上仅次于南极和格陵兰的第三大冰层。根据美国Lester R.Brown的研究推测，如果山上的冰层继续融化，可能使起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河、恒河、湄公河、长江和黄河地区倍受影响，使一直都依赖冰雪融化的河水生活的人们面临更加严重的缺水问题。
过度的开垦开发已成为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反馈因素。土地沙化威胁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存，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大批的生态难民现象。如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30年间流沙压埋房屋2200多间，棚圈3300多间，有近700户村民被迫迁移他乡；青海省由于沙化导致搬迁的生态难民达20多万。
土地沙化同样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据专家分析，我国每年固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1996年西北五省区财政收入总和的3倍；间接损失是直接损失的2倍以上，有的高达10余倍。 随着土地沙化程度的加剧，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GDP只是一个“度量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跟风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是行不通的，或是没有长远发展前途的。
“工业化—生态破坏—社会发展—保护生态”模式成为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的一种模式，但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适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的，生态相对脆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前提首先应该是保护环境，如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短暂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可以加大这些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代替污染性大的碳燃料、石油、天然气等，尽可能稳定地发展经济，让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乐观而幸福的生活，既是经济发展的初衷也是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关键因素。
（三）少数民族地区片面追求GDP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追求以“物”为中心、“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重视区位优势地区发展，忽视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重视政府计划，忽视市场导向；重视发展国内市场，忽视开拓国际市场；重视“硬环境”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重视物质发展，忽视社会公平、民族文化保护等社会发展问题；忽视少数民族特点及异质同构的平衡发展，强制性地消除了民族差异性，致使民族文化生态受到冲击，导致经济结构不协调、经济效益低下。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实行以往的发展模式，不仅不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相反还将增加其发展的沉重包袱，更加重对政府财政的依赖，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上可知，GDP发展模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对于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幸福程度来说并不完整；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着人们福利的下降。
少数民族地区以GNH为指标的发展模式建立
不丹第四任国王吉莫辛吉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国民幸福，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平衡发展。相对于衡量物质生活质量的标准GDP，不丹创造性地以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教育发展和环境保护四部分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来衡量国民精神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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