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苏商”与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摘要]“苏商”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率先创办实业和创建新式学校，构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风貌，崇尚实业、中西合璧、交汇融合、经世致用、重教崇文、兴办实业、兴办教育，形成了新的境界，铸就了工商精神，折射出爱国恤民的思想，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堪称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新苏商”的活力形象一步步渐行渐近，日益清晰，作为一个崭新的商业群体迅速崛起，被称之为“苏商复兴”。“苏商”精神的理性动力是江苏人千百年来奋斗努力创造出的一种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向人们展示出历久而弥新的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取“苏商”之精华，秉“苏商”之神韵，扬“苏商”之气势，展“苏商”之风骨，已经成为江苏教具个性的理念，正以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成为江苏经济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历史推动力。[关键词]苏商；历史传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江苏
一、“苏商”的渊源是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30年高速发展，年均增长12.6％，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34.6倍；人均GDP接近4万元，相当于5500美元，比1978提增长26倍；财政总收入接近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3.6倍，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700亿元，增长43.7倍；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超过100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37.2％、36.O％和26.8％；与2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比1978年增长940倍，其中出口2400亿美元左右，增长574倍；外商投资企业达8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有348家在江苏投资；境外投资项目1384个。今日之江苏，是东部发达省份和全国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科教领先、文化昌盛、商贸繁荣、人民富裕、风气清明、社会进步。江苏全省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00万，经济总量一直名列前茅，并拥有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安全等数十项全国第一。
在江苏这片神奇的热土上，“苏商”是明清时肇起于苏州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帮”，虽然没有大进大出的经商技巧，却依赖着天赐的农耕时代的“鱼米之乡”，无需四处奔波，就能衣食无忧、殷实富裕。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江苏人，更乐意实践着一种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在自强、灵秀、包容、守规等内核中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人文关照精神，尽管还带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但是“苏商”的开拓、诚信、精细与务实的精神，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兴“业”的传统历来是江苏地域最大的经济特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也为当年提供清代十分之七的税收和十分之三的田赋和今日仅以1％的土地创造了全国超过十分之一的财富奠定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苏商”精神在当代江苏的现实发展格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承性，至今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区域特征之中，成为江苏人的一种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向人们展示出那历久而弥新的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
二、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早在远古时代，江苏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就表现为文化英雄荜路蓝缕，艰辛创业，戡天役物，从蛮荒之地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如吴之泰伯、延陵之季扎、徐之彭祖，还有春秋时著名的春申君等，一直到近代形成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明为主融合包括东夷、淮夷、百越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而成的集合性文化。在华夏民族兴起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夏商及其以前，江苏境内除北部一小部分属于华夏势力范围外，大部分地区为非华夏人所据。江北为淮夷，江南为百越，到商周交替之时，远离华夏各自延续的局面被冲破；子游从学孔子，传播了发达的礼乐文明；泰伯奔吴，带来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创了灿烂的江南文化，结合百越民族建立了吴国；在范蠡的故里，婉转吟吴歌，一部“吴越春秋”演绎了千百年，书写了民族工商业的史诗，向世人展示了不朽的文明记忆；江北淮夷在以今天泗洪半城为中心建立了徐国，战国时，徐国渐趋没落而亡；现今江苏境内先统一于吴，既而为越，进而为楚，直到公元前224年并归于秦而成一统。
第二阶段：秦汉至东晋南朝。江苏在秦末汉初就已经得到较大开发，特别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地区，秦末大泽乡陈胜、吴广一声号响，天下烽烟四起；三国的分裂局面使江淮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区，孙吴定都建康，北方士族和难民大举南迁；东晋南朝，随着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入口大量迁移浪潮的出现，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开始领先黄河流域。
第三阶段：隋至宋。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是对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沉重一击；隋炀帝兴修运河，再次恢复了江北诸地区在全国的承南启北的地位；大运河的运行，使扬州、姑苏(今苏州)、山阳(今淮安)等地作为重要转运口岸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南京、徐州却在衰落；江南经济中心转移到苏州；江北以扬州、淮安为中心的区域性特征初步形成；唐宋繁华的扬州城俨然是东南第一都会，成为财赋、漕运、盐铁转运中心，有“扬一益二”(益指令成都)之说，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第四阶段：元至明清。元朝重修大运河，既加强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奠定了江北运河沿线在全国的运输枢纽地位，这种优势区位，造就了今日江苏南北共同的繁荣；明朝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稀疏出现在苏州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商业开始兴起的标志；江苏的淮安、扬州、苏州与浙江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作为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盐运集散中心，奠定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三、“苏商”的产生发展与基本特征
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人海，运河年久失修，运力下降枯竭。1853--1864年太平天国鏊战东南，扬州、苏州兵荒马乱，最终天京(今南京)沦陷i源于江苏的上海开始逐步兴起。资本主义文明东来，海运安全度增高，漕运改为海运使运河风光不再，扬州的银号、钱庄东迁上海，苏州扮演的经济中心角色也转移到上海；虽然徐州因铁路枢纽而重新兴起，南通因达海通江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但随着津浦铁路的贯通，扬州、淮安开始衰落，由全国性中心城市降格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对苏北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值得指出的是，“苏商”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率先创办实业和创建新式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素有“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实业家”之称的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四人中，除周学熙外其余三人都在江苏。“苏商”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规模实力空前壮大，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尤其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风貌，崇尚实业、中西合璧、交汇融合、经世致用、重教崇文、兴办实业、兴办教育，形成了新的境界，铸就了工商精神，折射出爱国恤民的思想，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堪称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商业时强调：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张謇(南通)；民族化工业，不要忘记范旭东(南京)。
所谓“苏商”精神，就是江苏籍和非江苏籍人士以及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江苏大地上生产、经营和进行贸易流通等经济活动所体现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结晶，既是商业道德的集中体现，又是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其实质主要表现在：
第一，创业先贤，开创清风。近代江苏诞生了一批辉煌业绩的实业家，其中最值得传颂与效法的当首数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流传着“北周南张”的说法，“北周”，指的是天津的北国工商业巨子周学熙；“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乃至全国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在南通“投资办厂”，振实业与教育双翼，求民族腾飞之良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一人独得众多的“全国第一”：第一个农业企业、第一座博物苑、第一所纺织专科学校、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支股票等。张謇主张“父实业、母教育”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使江苏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教育的先行区，这也体现着“苏商”无可厚非的资质。
第二，审时度势，敢为人先。“苏商”大多亦商亦儒，领军人物中知识分子居多，既有满腹经纶的文化学人，也有学贯中西的留洋之士，以中华文化为传统，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冒险精神，站在中西文化的历史交汇点上，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精细作业、谨慎稳健的经商作风，培育了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这是“苏商”的重要标志。江南的无锡在不经意间一跃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三大工业城市之一，有“小上海”之称。无锡的“荣、薛、唐、杨”四大工商名家先后创办纱厂、丝厂、面粉厂、砖瓦厂，为全国工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著名的是从蠡湖走出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抵制洋货，投资创办面粉厂和纺织厂，被誉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成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荣熙泰终世遗训：“固守稳健，谨慎从事，决不投机”。虽然自1896年荣氏兄弟创业以来，连续遭到了合伙人拆股而去、乡绅势力趁机打击、面粉厂因麦贵粉贱而连年亏损、运货去天津的轮船又在海上触礁沉没、投资的裕大祥商号倒闭、各钱庄纷纷上门索债等种种不幸，但是荣氏兄弟顶住各方压力，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十足的拼劲，敢于向银行押款，负债经营；敢于投巨资购买老厂，扩大经营规模；敢于同外国老牌企业竞争，改进机器和培养人才。荣宗敬曾言：“我一生做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头地，处处争第一”。荣德生也一言揭谛：“家兄一生营业，非悖有充分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乃立业之本”。这正反映了当年江苏工商业者“勇往直前，作世界之竞争”的精神气概。
第三，爱国报国，壮大实业。“火柴大王”刘鸿生在苏州将国内主要的火柴厂都联合起来，组建“大中华火柴公司”，一致对外，直接与西方“洋火柴”进行激烈抗争。“化工之父”范旭东在南京创办永利碱厂，首开了我国化学工业先河，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化工基地。面对外国人制碱技术的封锁，侯德榜独创了“侯氏烧碱法”，为世界制碱工业带来了一场工艺革命。“苏商”以“在商言国”为理念，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开工厂、办实业，使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其创办的一些厂名或商标，也多以“中华”、“振华”、“华商”、“华兴”、“华成”、“同济”等命名，体现了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也为自身树立了企业品牌，这是“苏商”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第四，诚信为本，创造品牌。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包括诚信在内的伦理道德，成为“苏商”创业基石和文化主流，“洞庭商帮”，“精而不奸”，致力追求圆满，低调做人，提升修养，稳健发展。苏州的孙春阳、扬州的谢馥春是与杭州张小泉、北京王麻子齐名的四大老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信’二字，食报百年”。“苏商”锐意创新，视产品质量为生命，以创造品牌为企业立足之本，使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无形资产和成功法宝。如：无锡茂新的“兵船牌”面粉，是中国商标注册史上第001号商标，一直行销海内外；无锡永泰丝厂的“金双鹿”、“银双鹿”生丝，是旧中国四大名牌生丝之一，出口欧美；苏州的“黄天源”、“采芝斋”、“陆稿荐”、“朱鸿兴”等品牌是延续至今的百年老字号；南京永利钲厂生产的“红三角”牌肥田粉，则闻名世界等。
第五，有效组织，整体经营。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走西口的“晋商”和跨出徽州地域的“徽商”不同，“苏商”为应对其他商帮对传统经营领域和范围的不断侵蚀，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积极宣传地方产品，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的措施，进一步维护自身发展，振兴本地工商经济。一个小个子的苏州人沈莱舟是很有眼光和谋略、魄力的精明商人，践行了“用别人钱做生意的一等商人”的经营理念，为自己赚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从一爿小店起家，把“恒源祥”打造成了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的“绒线王国”，被称之为“绒线大王”。正是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协作，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纽带的整体经营网络。
第六，义利结合，返哺社会。“苏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主张“见利思义”、“义利结合”，以“义”来支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利”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形成了近代社会平衡的两个支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继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扶贫济困，返哺社会”的中华道德，在各地广泛设立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如“粥厂”、“义仓”、“育婴堂”等；大力倡办教育、文化、科技等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如修建幼稚园、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
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化的形成、演化、传承及其进步必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有理由相信，“苏商”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实际上是极富文化修养的我国儒商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分支流派，从“草根”到“殿堂”，从边缘到主流，从个案到经典，从一种朴素的商业文化到浑厚凝重的“苏商”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已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的优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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