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人口流动现象和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摘要]本文在托达罗乡―城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这两个变量，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联系起来。人口流动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现象，不是城市化本身。所以，根据“民工荒”或者“民工潮”现象判断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当是不科学的，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无疑是决定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半城市化”作为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是脆弱的，因此，城市化的质量乖内涵在下一阶段城市化推进中应该得到重视。http://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半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11-014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制度主义及其在西方的经验研究”(批准号：09YJC810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梦凡，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张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四川成都611130)
“城市化”是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重要现象。斯蒂格利茨(2000)曾预言，未来有两股力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人口集中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所以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我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民工潮”现象，我国的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2009年开始，我国局部地区“民工荒”现象凸显，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以蔡?P(2010)为代表的日趋变薄的“人口红利”造成民工荒一说，人口红利消失的那一刻必然会出现民工荒。二是用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来解释民工荒。樊纲(2011)在两会期间从城乡工资差距与民工荒并存这一矛盾人手，提出城市化滞后是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认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的重点。
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一说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观点。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居民占人口大多数，城市化的推进除了受工业化水平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参照国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般性关系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
一、中国“城市化滞后”说争论的回顾
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城市化(1949―1957年)，与实现经济恢复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发展停滞时期(1958―1977年)，严格控制劳动力乡城流动，城市化几乎停滞；城市化复苏阶段(1978―1984年)，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城市化加速阶段(1985年至今)，限制人口流动政策进一步放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
目前学术界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的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基础，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积聚效应又能够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不断提升。工业化意味着产业和就业结构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调整，工业比重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并且，由于工业和服务业在分散的农村难以发展，城市以其集中的特征，产生聚集经济效应。所以，工业化在推动产业和就业结构转变的同时，伴随着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即城市化水平提高。
李文(2001)、白南生(2003)、胡爱华(2004)利用截面数据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得出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即使最近几年，我国“城市化加速”，也仍然赶不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步伐，并将经济中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城市化滞后。利用截面数据的比较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忽略了在同一截面上的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影响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上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李郇(2005)转向面板数据的分析，度量了不同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弹性，得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和高等教育水平对我国城市化水平影响作用小，是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这种改进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等关键问题。但是，仅仅从数据相关性回归做出因果判断是不严密的，也许城市化滞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低和高等教育水平差距同属其他因素的结果，只不过它们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然而，这种度量方法比单纯人口比重和产业比重数据之间联系刻画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更加科学。本文作者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城市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口比重的数据统计问题，城市化需要更加予以关注的是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取得工作；二是取得城镇户籍。特别是后面一个，长期以来，在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人口要想取得城镇户籍，就需要农村人口不仅进入城市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要能够支付居住在城市的成本，并且这个成本高于本来就是城镇居民所要付出的成本。基于城市化是乡一城人口流动现象，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作为工具，引入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两个变量，将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联系起来，分析我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同时这两个变量又关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质量，这样一来，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问题进一步明确。
二、对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被认为唯一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托达罗(1969)针对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引入就业概率这个变量，分析人口流动行为。
托达罗假定：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主要动机是预期城乡收入差异d，差异越大，流入城市人口越多。
M=f(d)，f'>0
其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人口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数目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城乡收人差异又可以表示为：
d=Wπ―r．
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当π=1时，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刘一拉一费模型的假定一致。
其中盯决定于两个因素：城市中工业部门新创造的就业率和城市失业人数。
π=r*N/S-N
r是工业部门工作创造率，N是工业部门总就业人数，r*N表示工业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s表示工业部门总的就业人数，S-N表示城市失业人数。如果r*N=S-N，即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于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就为1。
托达罗模型只是描述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现象以及人口迁移的决定变量，并没有进一步具体探讨城市 化以及城市化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结合人口流动现象探讨城市化的问题，就还需要对该模型进一步扩充。一方面我国当前统计城市化水平是简单的人口比重，另一方面只要在城市务工满半年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进一步放宽，但是相应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等方面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远远没有跟上。而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标准是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统计方法上的选择可能会掩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质量问题，这样就可能导致我们在作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结论的同时，还存在当前城市化率本身就存在虚高的尴尬境地。本文引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变量及其决定变量，对托达罗乡一城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
我们知道，工业部门工作创造概率r与工业化水平G正相关，这是已经被许多研究人员证明了的结论：
r=g(G)，g>0
而城市化水平u不仅取决于工业化水平G，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转移劳动力人口收入水平8和城市生活成本c。并且，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即工业化的质量也可以通过8和c这两个变量反映出来，优质的工业化会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它的好处会逐步扩散，降低人们生活成本。
U=u(G，b，c)
其中：假设面eu/eg>0，eu/eg>0，eu/ec0，eu/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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