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前危机的长期根源:凯恩斯主义、紧缩主文和马克思主文的解释
摘要：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赢利能力不足，但凯恩斯主义者和紧缩主义者（紧缩政策的支持者）都不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在现实中都难以奏效。凯恩斯主义者主张通过国家支持的刺激计划（再分配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所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不成功。紧缩主义者希望通过缩减债务来提高赢利能力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措施同样也不起作用。这些结论尤其适用于正处于危机中的衰弱的欧元区经济。我们通过对阿根廷的研究发现，2001年经济危机后，阿根廷的经济之所以恢复了增长，并不是由于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新的效率更高、剥削率更高、有机构成更低的资本代替了先前遭到破坏的生产资本。http://
关键词：经济危机；长期根源；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紧缩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4-041-12
一、利润率下降与危机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运动总是受着“繁荣与萧条”交替变换的周期支配，而每次周期都会摧毁和浪费很多先前创造的价值。例如，1880年代和1890年代人们曾见证了美国价值和财富的大规模破坏；1930年代的大萧条同样造成巨大的财富毁灭。今天，我们又正在遭受21世纪以来首次大衰退和大萧条。我们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在繁荣与萧条中不断运动的关键因素就是利润率的变化。
私人资本家之间通过相互竞争，不仅扩大了他们原来资本的利润规模，而且扩大了追加资本的利润规模。竞争迫使他们不断采用新的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一方面，投资在新的工厂、设备上的资本会不可避免地比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增长得更快，这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由于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这一点将在下面得到经验性证实），因此，投资在新的生产工具的资本所产生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将会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这些资本由于具有更高的效率，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但它们却与技术上落后的资本以相同的价格来销售产品，这样，它们就侵占了一部分被后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结果是，效率高的资本的利润率提高了，但技术上缺乏效率的资本和整个经济的利润率都降低了。接下来，如果其他资本家也更新了设备，实现了现代化，所有资本的赢利能力都会相应地下降了。最终将导致利润率大幅下降，资本家停止投资，危机接踵而至。
资本家总是尝试各种办法来避免危机的发生，如通过剥削更多的工人，寻找更有效率的技术，在经济中的非生产领域（如股票市场、银行业、金融业，他们在那里为利润而赌）进行投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则到国外寻找新的劳动供给来源和新的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剥削更多的劳动者，侵占更多的剩余价值。以上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阻止利润率下降，但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最终利润率下降将不可避免，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终将主宰世界。
经验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首先聚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由图1可知，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利润率持续下降，并一直低于1947年的水平。这表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
但是，利润率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润率一直很高，但在1948～1965年的所谓黄金时期，利润率却一直在下降。1965～1982年的这段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利润率却同样在下降。美国资本主义（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遭受了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此阶段，美国GDP增长非常缓慢。
此后，在1982～1997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就像图2显示的那样，利润率开始上升。此段时间，美国资本主义试图找到防止利润率下降的办法。这些办法，不仅剥削更多的美国劳动力，而且通过全球化剥削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以及在非生产性领域进行投机活动（特别是在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这些办法很奏效，在1982～1997年，利润率上升19%，剩余价值率上升将近24%，而资本有机构成却提高仅6%。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虽然经济增长与黄金时期相比慢了一点，但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利润率还是低于黄金时期，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的生产性部门。大部分利润从实体经济部门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美国经济利润率在199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了。1997～2008年，利润率下降了6%，剩余价值率下降了5%，而资本有机构成却上升了3%。这为2008～2009年的大衰退埋下了伏笔。美国经济在2001年有一个轻度的收缩，但随后就处于温和的繁荣状态，并一直持续到2008年。此后，美国经济又陷入了2008～2009年的大衰退之中。不过，利润率从2005年晚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降（见图2）。
这次衰退和随之而发生的大萧条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巨额债务和金融资产所致（特别是2002年之后）。这些积累的资本正是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它们并不创造和代表真正的价值；相反，它们却带来了信用扩张助推的资产泡沫。第一次是高科技股泡沫（2000年破灭），之后是房地产泡沫（2007年破灭）。到2007年为止，非生产的金融部门的利润占到全部美国企业利润的40%。信用泡沫的破灭最终导致银行业和整个经济的衰退。并且由于国家不得不救援银行业，导致私人部门的债务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直到这些非生产性资本的多余部分被去除（去杠杆化），美国企业的赢利能力才逐渐得到恢复，这样投资和经济增长才重新获得起色。长期的萧条直到现在还会继续，的确，很可能这又是一次清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死的（有毒的）资本”的巨大萧条。尽管自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利润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但利润率却在2011年停止了增长。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也一直处于1997年高峰之下。但是，这段时间的利润率还是明显高于处于低谷时的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可以用长期以来阻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来解释，也就是说，可以用如图3所显示的自1982年以来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来解释这一点。 美国利润率变动的故事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也在重复上演。各方面的研究表明，主要经济体中的利润率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轨迹。最近的一次对包括G7主要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利润率研究中发现，世界利润率从1963年就开始持续下降，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1963年的水平。世界利润率在1975年达到谷底，然后开始上升并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此后，世界利润率就基本保持不变或者有时有一个轻微下降，但从没有恢复到1990年代的高峰水平（见图4）。这表明，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经济繁荣并不是建立在主要经济体的赢利性上升的基础之上的，而是由于信用泡沫和虚拟资本的高涨所导致的。
1990年代初期之后，G7的利润率水平和整个世界的利润率水平有所分化。这表明，非G7经济体在维持利润率不变上发挥了日益增强的作用，与此同时，G7这几个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就一直在遭受利润率下降的危机。
全球化是1990年代防止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期进入真正的全球化时代，这一时期和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时期很相似，但比之更有力。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对所谓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投资巨额增长，首次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农民和非资本主义劳动力，有时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成本大大低于资本输出国家的劳动力的价值，换言之，这是在进行超级剥削。
然而，数据表明，这些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现在已不再能够提升世界利润率水平。因此，通过再一次的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来摧毁资本以提升利润率水平将是必要的。对于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到达最近这次经济衰退的底部。
二、凯恩斯主义者对危机根源的解释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主要变量就是利润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难以生产出足够的利润（和它所投资的资本额相比）。此时，资本必须自我销毁才能恢复资本的赢利能力，使资本主义重新开始。这意味着，大量的不能赢利的较弱的资本必须破产；旧的技术必须被新的、更有效率的技术代替；大量的失业必须出现。此时的资本主义就会失去活力，陷入危机。
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认为利润以及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决定因素。就像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从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主张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引导投资。因此，凯恩斯主义考虑的主要变量是消费和投资。
需求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缺少动力，这主要是由压低工资而造成的。但是，凯恩斯主义却用经济过程的外部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他们认为，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消失了，货币就会囤积起来，需求就要下降，投资就会停止。因此，国家就应该被赋予进行刺激需求的重要职能。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高利润依赖于工人花费更多、国家进口更多；如果不能这样，就要依赖于政府扩大财政赤字或者进行净借贷。因此，凯恩斯一卡莱茨基利润方程式表明，在发生经济萧条时，如果家庭储蓄更多而花费更少，特别是在外国商品上的花费更小时，只有通过政府花费更多而不是更少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然而，就像第三部分将要讨论的那样，工人的高工资和高消费只会加重危机的程度。
抛开理论证据不说，还没有经验证据能够证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需求不足导致的观点是正确的。以美国经济为例，1974年、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萧条，并不是由于工资相对于利润下降导致需求不足，而是恰好相反。实际上，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是由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见图5）。1980～1982年的萧条之后，平均利润率上升了，而工资相对于利润则下降了。1980年代初期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1990～1991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与1974年、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萧条相比是比较温和的）。这些数据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相一致，而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理论并不一致。
先前所有关于商业周期研究的结论是：投资活动最初是由利润的运动所推动的，而不是相反。我们自己对大衰退的分析也证实了早期的研究结论。美国经济暴跌之前，利润已经下降好几个季度（见图6）。美国企业利润在2006年早期达到高峰，这是指在绝对量上，而不是指利润率（它是在2005年的早些时候达到高峰的）。美国的利润总额，从2006早期的高峰开始，直到2008年中期，都在下降，只是在2009年年初有一个微弱的回升，随后在2009年中期就跌到一个新的低点。此后，利润开始恢复，并且在2010年中期超过了先前利润的最高值（根据名义美元计算）。
美国利润的变动会对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企业利润增长在2005年中期开始放慢，然后在2006利润总额绝对量开始下跌，不过，此后企业投资还继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因为，此时公司期望利润水平能够恢复到从前，因此，他们并没有停止投资，而是用光了储备或者开始增加借贷。但到了2007年，利润率仍难以恢复时，投资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而到了2008年，投资的绝对量就开始下降了，而年利润率则下降近20%。利润在2008年底开始恢复，但是，投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增加，GDP也没有增长。在利润达到顶峰之后，GDP也达到了顶峰；利润恢复增长之后，GDP也恢复了增长。这表明，利润的变动引起了投资的变动，而不是相反。信用开始紧缩之前，利润就已下跌。因此，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导致的（即使金融部门是引发经济萧条的实际导火索）。
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成效分析
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恢复经济的赢利能力并结束萧条吗？凯恩斯主义政策被认为具有国家诱发、资本推动的特点，其主要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和投资政策。我们先讨论一下再分配政策。 1.亲劳动的再分配政策的成效
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国家通过有利于劳动的立法、累进税制、更高的津贴等途径把价值从资本那里再分配给劳动。凯恩斯主义假定消费品销售不出去（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并假定这些政策能够导致工资净额的增加。那么，更多的消费品将被销售，劳动者将消费更多的产品，因此，政策对劳动者是有利的。更多的销售也意味着更少的损失，对资本家来说，失去的利润也会重新得到。凯恩斯主义认为，利润增长的幅度会大于工资增长的幅度，利润足以抵消工资的增长带来的成本的增加，经济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策对资本也是有利的。凯恩斯主义者主张，资本和劳动都可以从政策中获得利益，这体现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改良主义的特征。
政策会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恢复资本的利润率吗？我们把经济分为两个部类：一个是生产生产工具的部类（第一部类），一个是生产消费工具的部类（第二部类）。
（1）首先以第二部类为例。在凯恩斯主义所做的大部分假设中，两大部类中工资的所有增加部分都将会花费在没有被销售出去的消费品上（而不是部分地储蓄起来）。那么，一方面，第二部类会由于高工资而导致该部类的资本家损失一部分利润；另一方面，它可以把没有销售出去的消费产品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卖给它自己的工人。这样，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就没有改变，但由于在可变资本（劳动）上的投资更多了，分母就变大了。结果，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第二部类的利润率却下降了。
（2）其次，我们来分析第一部类。由于高工资导致了低利润，利润率中的分子变小了，但由于在劳动力上的更高投资使利润率分子式中的分母变大了。结果是，在第一部类中，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
（3）最后，第一部类的高工资（对于第一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会增加第一部类中劳动者对消费品的购买量（对第二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收益）。第二部类的收益正好等于第一部类资本的损失。这样，利润率表达式中的两个分子之和并没有变化。
平均利润率表达式中，分子部分的收益和损失相互抵消，而分母部分由于两个部类都增加投资而变大了，这样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工资以及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这恰好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
假定现在工资会持续上升直到所有的消费品都可以卖掉。按此推测，工资进一步的上升将会刺激消费品的额外生产，这也会刺激生产工具的生产，这样经济将会复苏。如果对额外产量的需求和利润率都上升，生产将会增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提高了需求，但却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凯恩斯主义政策将难以奏效，因为它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主要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利润率。从凯恩斯关于利润的一些观点来看，主要来自于销售额增加的收益会抵消工资增长而增加的成本，但利润并没有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是失败的。
直到这里，我们仍然隐含地假定，利润主要是指生产性企业的利润。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得出结论：更高的工资只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和赢利能力。但是，高工资的冲击也会导致经济中非生产性领域（商业、金融业和股票行业）公司的利润下降。如果是这样，劳动就会从再分配中获益，但这样的政策同时也会加速金融泡沫的破灭，结果就是，金融部门的利润被榨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你的毁灭意味着我的再生！金融部门倒下了，生产部门站起来了！
工资上涨并没有给公司的经营造成多大的冲击，而只是减少了资本家自己的（非生产性）消费。这样，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就提高了工人的消费，而降低了资本家的消费。假定劳动比资本的消费倾向更高，由于劳动者更高的消费所引致的投资的增加量就会大于由于资本家缩减消费所导致投资的减少量，这样，生产性资本和劳动都会获益。这一论点暗示着：假定生产性资本和劳动是利益一致的，而与寄生性资本的利益是相背的。但是，这忽略了一点，通常，如果资本赢利能力下降，净投资就不会增加；如果资本赢利能力提高，平均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主要取决于新增加的投资的有机构成是高于还是低于平均水平（参见下面的马克思主义乘数）。
大多数人都支持把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转移给劳动者的再分配政策。依据公平原则，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政策将要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复苏。这是因为，认同上述观点的人没有区分剩余价值的两种不同占有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利润都会由于增加工资而被削减，经济都将不会复苏。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被企业保留，尽管高工资能带来高消费，但还是会缩减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能力；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家分配给他们自己非生产性消费的那部分，那么由于上述原因，高工资将不会促使经济复苏。
一些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甚至在较低的赢利水平上，也会决定增加生产。但是，如果利润率持续下降，最终他们将不得不缩减他们的产量。一些较弱的资本家将不再进行生产，甚至有的会破产。接下来，尽管有利于劳动的政策导致了更高的需求，资本家们也将缩减他们的产量。
2.凯恩斯主义投资政策的困境
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来说，刺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国家诱发的投资冲击，而不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但是，被凯恩斯主义者（和一些支持这样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谁来筹措资金进行投资？有两种选择：由资本家来筹措或者由劳动者来筹措。从为这些投资支付成本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初这些政策是由哪个阶级埋单，这一点对赢利能力的影响并不大。
考虑由资本来进行的投资。我们把整个经济分为两部门，第一部门生产公共产品，第二部门生产其余产品。假定剩余价值s是由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例如通过税收）并注入第一部门用来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s对于第二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损失，要从它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s后，把它的一部分P支付给第一部门作为该部门的利润，把剩余的S-P部分作为预付款支付给第一部门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 国家从第一部门接受价值为S-P+P*的公共产品，其中，P*是第一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P*可以等于也可以不等于P）。第一部门能够实现它的利润，因为该部门已经从国家那里获得了转移过来的P，同时*是属于国家的。第二部门损失了S，但第一部门得到P。总体上来看，私人资本为国家总共损失S-P，平均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也同样减少了那么多。因此，平均利润率在最初是下降的。而在由劳动者通过税收筹措资金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形下，平均利润率却会上升，这是因为两个资本主义部门都得到由部分劳动价值转变而来的剩余价值。
为了生产公共产品，第一部门需要从两个部门的公司购买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反过来，这些公司也要再次进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购买。这样，整个经济中就会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假设的最有利的情形是，国家诱发的投资量足够大，能够吸收所有没有销售的产品，并且能够刺激新的生产。并假定，对产生乘数效应有影响的公司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它们的平均利润率（AverageRate 0f Profit，ARP）将会有三种结果。
（1）如果第一部门的初始投资（由资本或于劳动来筹措资金）加上该部门引致的追加投资的有机构成和整个经济的有机构成相等，那么，产生的利润率就和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相等。新的投资增加之后，ARP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政策并没有提高ARP。
（2）另一种情形，如果投资持续进行直到所有的投资资本（包括最初的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假定新的投资倾向于采用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新技术，这也是最有可能的结果，ARP将会下降，这样政策就失败了。这一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集合体为什么会使经济危机更糟，这主要是因为额外投资主要投向了那些最有效率的公司（这些公司具有更高的有机构成）。这些公司按和生产落后者相同的价格来销售比后者多得多的产品，这样它们就侵占了后者的价值，并最终把后者挤出了市场，结果导致危机更严重了。
（3）在相反的情形下，由于这些投资使平均有机构成下降了，从而使ARP得到提高。但是，这样的话，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帮助了那些有机构成较低因此也缺乏效率的资本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仅仅只是延缓了萧条，而不是结束了萧条。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三种结果并不是可以由国家来决定优先选择哪一政策。初始投资之后，最终的结果要根据有机构成来定，ARP也主要依赖于自发的运行机制。国家只能通过从劳动或资本那里挪用价值，和把公共资本投向具有较高或者较低有机构成的资本来影响利润率。
3.货币政策只是延迟了危机的爆发
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刺激需求既不能通过国家再分配，也不能通过国家诱导的投资，而是要通过增加货币量。他们指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能够刺激需求、促进投资增强和实现经济增长。
首先，考查一下经验证据。图1、图4和图5准确无误地显示了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如果货币政策在过去60多年里都没能扭转这一趋势，为什么他们现在会成功呢？实际上，没有理由会认为他们能成功。首先，因为货币实际上只是被印刷出来的，并没有新的（剩余）价值被创造出来。尽管有更高的需求，但相对于投入的资本来说，生产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改变，经济也就不会重新开始。印刷货币只不过增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名义量，并没有增加（剩余）价值本身。通过印刷货币，国家再分配的是已经生产的价值，但是并没有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我们已经看到，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并不能摆脱危机。我们将在下面的第4小部分看到，甚至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政策同样也难以为危机找到出路。
其次，大量印刷货币实际上就意味着信用的膨胀。信用就是货币的观念已经被大家广泛地接受，但这根本上就是错的。创造信用，并不就是创造货币，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通过创造信用，我们只是创造了债务，而不是货币。各国中央银行已经在全球增加货币（高能货币）的供应量，但这一货币量和信用或以各种形式的银行债务、债务证券以及它们的衍生品数量的增长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高能货币已经从1980年代后期占世界GDP的4%，上升到现在的11%。但是，各种形式的信用从一开始就是世界GDP的150%，现在则超过全球GDP的350%，信用量要比高能货币量高出30多倍（见图7）。
最后，债务是必须被偿还的。因此，信用膨胀只是把危机延迟到了债务偿还的时刻。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当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刺激，经济重新开始恢复，用来偿付债务的剩余价值的征收不再威胁到经济的复苏时，债务是可以被偿还的。但是，这只能是如意算盘。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压缩了资本的赢利能力，因此恶化了危机。国家诱导的投资原则上可能是提高了资本的赢利能力，但并不是经济走出萧条的出路，而仅仅是延迟了危机爆发的时刻。通过延迟经济的恢复，政策实际上成为偿还国家债务的障碍，而不是偿还国家债务的条件。
危机必须自己创造解决危机的条件，这就是摧毁资本。只有当足够的（落后的）资本已经被摧毁（已经破产），更有效率的生产才会再次开始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结果就是，如果凯恩斯主义政策延迟了危机的冲击，那么它们也就延迟了经济的复苏。
通过国家借贷（假定规模足够大）来诱发企业投资的政策能够促使经济持续恢复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概述），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经验证实。凯恩斯主义者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繁荣，即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期。按照推测，通过政府借贷（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开启了资本主义从1946～1970年的长期繁荣时代。但是，美国总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实际上已从黄金期的1946年的121.7%下降到了1970年的37.6%。长期的繁荣并不是由于信用创造，而是由于军用资本向民用资本的转变，以及战后被抑制的购买力释放出来造成的。
4.竞争性的贬值并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 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信条是：对于弱国来说，货币贬值是摆脱危机的出路，或者至少能够减缓危机。这一点几乎成了宗教信仰，对于较弱的欧元区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另外，我们通过比较德国和意大利在危机中表现的区别，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卓越表现主要归功于它强大的生产率。
意大利（或者其他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可以通过放弃欧元，重新使用里拉并进行竞争性贬值来和德国竞争。但是，这会让人错误地认为，贬值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就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的），并使意大利或其他较弱的国家走出萧条。如果，意大利的里拉贬值了，每个欧元可以换到更多的里拉，卖到德国的意大利商品就可以按照低于贬值前的欧元标价来进行销售，因此，一部分意大利商品就被德国免费据为己有；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损失的商品对意大利的消费和投资没有贡献，而对德国的消费和投资有贡献。从价值方面来看，意大利把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白白送给了德国。这样，意大利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了，而德国的平均利润率却上升了。
对劳动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如果额外出口的不是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而是新生产的产品，就业量就会提高，但剥削率也会提高。事实上，资本家总是尽力通过提高对新增就业人员的剥削来弥补损失的利润。由于出口更多的产品而增加就业的刺激，劳动者的购买力提高了，此时，在国内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工资商品就会较少，这也可以导致通货膨胀。要么工资商品的价格上升，要么工资必须被缩减。竞争性的贬值要想有成效，就必须要求剥削率提高。
由于出口企业损失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最初是会下降的。但是，贬值引致的额外生产的利润率变化的最终结果要取决于劳动是否受到额外剥削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乘数的大小。就像上述讨论的那样，由额外生产引致的一系列投资，或者因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了利润率；或者因降低了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了利润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效率的资本仍然在进行生产，而没有破产。
总而言之，通过竞争性贬值，出口企业的生产和就业都会提高。因此，出口国家的GDP和贸易平衡都会得到改善。但是，这样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出口国家把价值和剩余价值白白送给了进口国家，因此，出口的增长是阻碍而不是刺激了经济增长，长期的负面影响被短期状况的改善所掩盖了。
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取决于使用价值和包含在商品中（剩余）价值的损失，马克思主义乘数对利润率的正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抵消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就像上面看到的那样，危机仅仅是延迟了。因为，尽管就业增加了，但剥削率也提高了，所以劳动的境况变差了。总的说来，生产、就业、GDP和贸易平衡（这些都是经济学的传统关注点）的短期改善掩盖了更低的实际工资、更高的剥削率、价值的减少以及利润率的当期下降或者延迟下降（暂时上升）的真相。不管它的表象如何，竞争性贬值的结果对于资本和劳动来说都是负面的，如果短期不是这样，那么长期必定也是这样。
四、紧缩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在应对危机中的分歧
今天，占居主流的经济理论是紧缩主义（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在紧缩主义看来，引发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资太高。要评价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高利润时期说起。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低利润时期说起，我们将假定有一个危机时期，而这正是我们想去解释的。
紧缩主义认为，如果工资开始上升，利润可能会上升一点，也可能下跌。但没有理由假定工资必定会一直上升直到利润（或平均利润率）开始下降。对于高工资对利润的影响机理，该理论是含糊其辞的（并不明确）。该理论认为，只有新生产的价值与前期相比没有变化或者下降了，高工资才会导致利润下降。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假定了我们将不得不解释的东西。一旦危机发生了，高工资会使危机更糟，然而，使危机变得更糟的东西并不就是危机的原因。这是新自由主义犯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
紧缩主义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各种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他们强烈要求缩减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最明显的作法就是削减工资。他们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主张或建议尽快提高利息率。他们的政策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把价值从劳动那里转移到资本那里以恢复资本的赢利能力，同时避免采取政策措施来干涉市场的运行。
如果高工资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削减工资也就不能治愈危机。的确，工资总量的减少导致产品的价值实现出现了困难，因此，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最先出现利润下降，此后，其他经济部门也都出现利润下降。但是，低工资也并不意味着高利润。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即使所有的和削减的工资量相等的消费品都没有销售出去，收益和损失相互之间可以抵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ARP的分子没有变，而由于更低的劳动力投资减少了分母，所以ARP提高了。
尽管由于工资下降导致价值实现的困难带来了高利润和赢利能力的增强，然而，经济还是不能重新启动。资本面临着挑战，它不但要在工资商品部门，而且要在利润率持续上升的部门进行投资。一种可能就是为了获得消费工具而进行生产工具的投资。但是，那样的话，第二部门的价值实现问题将被延迟。或者，资本能够为了获得生产工具转而进行生产工具的投资，例如，工厂建筑物的建设。但是，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最终都会减少（你不可能一直进行工厂建筑物的建设而不把它们投入使用），这样，这个部门的价值实现也会出现问题。再者，由于在这个部门增长投资而提高了该部门有机构成导致的赢利能力下降越多，资本进行投资的动力就越小。
最终，需求全面地下降了。然后，额外的利润或者作为储备储藏起来，或者投资在利润率比较高的非生产性部门（贸易、金融和股票市场）。一方面，这种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导致了金融泡沫的产生；另一方面，生产性部门资本积累的缩减减少了新的剩余价值的创造。税收收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了。当亲资本的再分配和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都减少时，泡沫也就破灭了。并且，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会被迫从劳动那里征用更多的价值来拯救金融（银行）体系。由于国家税收增加了，投机市场坍塌了，金融部门停业并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实体经济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因此，工资遏制作为新自由主义对付危机的手段仅仅只是推延了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劳动者即使作出更多的牺牲也不能扩大生产性部门的再生产规模。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持续上升最初并不是由于工资削减和降低消费（凯恩斯主义认为这导致GDP增长缓慢）所引起的。恰恰相反，正是持续下降的赢利能力和生产性部门资本积累的缩减（二者都是因为再投资的利润率很低，也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进行了非生产性投资）导致增长缓慢、失业上升和工资下降。换言之，这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
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诱发的“紧缩”（在意识形态上应小心回避的一个词）才是危机的原因。例如，斯蒂格利茨批评了紧缩政策，认为该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工资缩减导致收入减少，继而降低了利润率。如果工资缩减是危机的原因，那么，就不能用提高工资来对付萧条。资本和劳动都要受益，这才是凯恩斯主义者改良思想的基础。但是，如果工资削减只是延迟了危机，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就是无效的。总而言之，向危机发展的趋势将决定工资的增加（因为赢利能力下降）或者减少（因为更多的利润转而投资到了非生产性部门）。
紧缩主义的支持者们喜欢引用波罗的海诸国的例子来说明紧缩政策将会很快恢复资本的赢利能力和经济增长。⑨那儿的政府坚定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例如，爱沙尼亚的失业率从2010年初期的20%下降到现在的10%，并且2011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8%。但是，爱沙尼亚的实际GDP增长率比2007年的高峰值仍然低9%，增长率已经从高峰期的17%下降到了谷底。
紧缩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实现实际工资和企业税收的大幅削减，而提高利润的份额。爱沙尼亚劳动力已经大幅下降，成千上万人已经离开这个小国家到欧洲其他地方去寻找工作。另外，爱沙尼亚也接受了超过34亿欧元的结构基金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的花费。通过这些方式，爱沙尼亚的工资成本降低了，利润提高了。
另一个紧缩成功的典范，就是爱尔兰，它通过用类似的办法消化掉了多余的劳动力而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局部经济恢复。但是，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爱尔兰移居国外的人口数量之多，是从来没有的。
希腊虽不像爱沙尼亚那么小，但它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主要依赖于贸易、矿产加工业、制药业和食品业以及像旅游业这样的服务业。希腊紧缩的目标部门主要是公共部门，但在现实中，私人部门的工人却成了受打击的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就业从2009年到2011年减少了56000人，仅下降了7.8%，而私人部门的就业（占到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却下降了13%。不过，劳动成本下降了18.5%，这才是紧缩的真正目标。
我们估计希腊的利润率在危机真正袭击它的两年前的2007年就达到了高峰。而投资从2007到现在（图8）骤然下跌了50%。自2009年以来，紧缩已经推动剩余价值率上升了25%。但是，希腊的资本主义仍然被缺乏效率的资本所困扰，资本的有机构成还是保留在高位，因此，投资仍然没有恢复。
英国经济是最大的一个政府宣称紧缩是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政策的经济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经济还很失败。英国预算赤字远没有降下来，本财年到2013年4月的预算赤字仍高于去年，并且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正朝着GDP的100%前进。英国经济正在衰退的边沿摇摆，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能满足预算目标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和美国不同，英国的赢利能力自经济大衰退以来从来就没有恢复（图9）。英国的企业投资也一直保持很低水平。
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经济向好的“预期”，（如果更多的借贷是必要的话）再加上更多的政府支出，经济就会复苏。紧缩主义认为，增加债务将会延长危机。而凯恩斯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但两方都坚持认为，要从金融部门寻找造成萧条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从创造剩余价值（并不充分）的生产性部门。马克思主义认为，你可以用货币创造或多或少修补一下这个经济系统，但是，如果生产性部门没有充分恢复到投资和就业都增加的态势，这些政策将效果不大。
译者：张建刚
责任编辑：孙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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