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欧洲主要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摘要：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去工业化过程中，转移低端制造业而保持高端制造业，但不乏“空心化”等负面影响。为应对石油危机、提升国际竞争力，欧关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在个别产业领域断断续续推进了“再工业化”。1991～2013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去工业化通过产业结构服务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是荒谬的，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对再工业化的间接支持。而对去工业化作用的困惑，主要是因为一些学者从就业结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研究范式缺乏科学性。http://
关键词：欧洲主要国家；制造业；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4-053-07
“去工业化”是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这种以转移低端产业为主的结构调整，引发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竞争力下降”。于是，为应对石油危机、提高产业竞争力，一些国家实施了“再工业化”。但是，这种结构升级的战略调整并不能掩盖其局限性。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欧洲主要工业国更兼受欧债危机的困扰。为此，美日及欧洲主要国家都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各自的“再工业化”战略。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弊大于利，而当前赋予了新的产业技术内涵的“再工业化”是否就是其结构调整的灵丹妙药？应从当前新的产业发展态势加以具体分析。
一、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研究文献综述
自1970年代以来，关于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论述颇丰。其中，关于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利弊分析有多种见解，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文撷其要者略述之。
第一，关于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概念的界定。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貌似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但事实上，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各有所侧重。
去工业化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空间意义上的，是指制造业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从大都市转移到其他生产成本低廉的小城镇的动态过程。Lissoni（1996）等人持此观点。其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相关界定歧义较多。Singh（1977）认为，去工业化是一国制造业就业规模的萎缩和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经济现象。而Rowthom（1999）等人认为，去工业化是指制造业或者工业化的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变化、社会变革以及产业内部技术含量的增减等；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去工业化的反思增加，Doussard等（2009）提出，去工业化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可以说，去工业化预示着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以及服务业的巨大增长，故是经济增长向新的不平等或不稳定增长转型的开始。
再工业化的界定，则随时代发展而变化。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再工业化是政府支持1～212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支持新兴工业部门增长的一种经济刺激政策。到1980年代中期，再工业化的内涵则转为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知识密集产业以及服务于新兴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转型的过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对服务经济过度发展的反思，再工业化被重新提出。Fiona（2011）认为，“再工业化”是产业结构面临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战后大量产业同时进入成熟期和市场饱和阶段所需要的转型。
第二，关于去工业化利弊分析。去工业化之于经济发展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相比之下，对再工业化则几乎毫无争议地赞同。
关于去工业化对经济活动利弊问题的争论，因其分析对象的不同，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众多研究者对1973～1983年英国的去工业化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当然，其中也有关于美日德意等国的研究。Singh（1977，1979，1982）的研究较早，其后，Rowthorn（1986）、Krugman（1983）、Norton（1986）等多位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辩论，但最终仍无法确认去工业化就是经济衰退或者进口能力下降的罪魁祸首。
1990年代之后，快速服务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去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征）的英国等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得一些学者对去工业化做出积极的评价。CraKs（1996）对英国195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去工业化在经济自由化前提下提高了创新回报的专用性，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快速增长。Rowthorn和Ramaswamy（1997）认为，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部门，去工业化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有助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Spilimbergo（1998）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因而去工业化本身并不会影响经济福利。Sorokina（2007）认为，去工业化进程中各部门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因此，通过对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进行再培训而创造了工人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的需求，进而提高了教育的收益。
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Stephanie（2003）认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导致大量的低工资就业和贫困人口。Hersh和Weller（2003）认为，制造业是技术创新和扩散引致的供给增长的源泉，因此，去工业化将会有可能破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Du（2005）对韩国去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劳动力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流动过程中，投资或对资本的需求将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Doussard等（2009）以芝加哥为对象，研究了去工业化对五个不同收入层级的影响，认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当然，这些批评观点，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再工业化研究，是在批判去工业化的同时展开的。Etzioni（1980）认为，美国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完善，使得消费者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生活方式的发掘、环境的改善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上，这使得私人消费占美国GDP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不足和过度消费等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生产能力。要重建美国的经济基础、延续高水平生活方式，必须再工业化，即重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Rothwell和Zegveld（1985）反对当时学者认为的发达经济应当主要发展服务业的观点，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互补且缺一不可的。再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以科技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中国学者对再工业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崔日明等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出口总量增长且出口地区多元化趋势加强；第二，国内制造业产能回暖且部分美资制造企业回流；第三，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平缓下降；第四，平衡贸易逆差功效逐渐显现。
总之，在1970年代初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历史阶段，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并存的现象。但在2008年之后，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再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并有效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因此，在现阶段，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已不攻自破。
二、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
关于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概念，虽然是对1970年代发达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出现的两种结构调整倾向的概括，但就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长期态势而言，这种现象却是多次出现的。这一点，在欧洲发达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国，率先开启了工业化的进程，并最早通过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到1860年代，英国通过海外扩张，占有了大片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但是，英国为海上贸易的优势所惑，醉心于海外殖民地的依附性贸易，技术创新的动力逐步减弱，服务业发展速度开始超越工业部门，这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去工业化倾向。这一倾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使得英国落后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英国失去了产业革命发源国的地位，也因此使其工业部门发展速度滞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进而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优势不断削弱。相比之下，美、德、法、意等国依靠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逐步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工业部门的不均衡发展，带来了国际力量失衡，在20世纪上半叶导致冲突不断，战争频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主要发源地兴起，英、德、法、意等欧洲发达国家也借助此次工业革命又一次推动了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并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实现了长达20年左右的经济繁荣。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打断了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新兴工业国家借机得以通过技术引进开始其工业化进程，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和美国则在内外诸多因素作用下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调整阶段。1973年以来，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两个趋势在发达国家再次凸显，并诱发了学术界对此的热烈探讨。一些学者为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以及“后工业化”理论所惑，错误地认为去工业化具有积极的结构调整效果，以去工业化为主流的、兼顾再工业化的经济模式是发达国家所处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事实宣告了去工业化理论逻辑的失败。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再工业化作为国家战略再次受到高度重视。从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来看，这一过程具体反映在其就业及GDP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在进出口中的地位变化、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地位变化之中。
1990年代以来，在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两种力量的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二者此消彼长，给各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集中探讨这一阶段的上述变化情况。
第一，从就业结构来看，1991-2012年，英、德、法、意四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呈现长期缓慢下降态势，而且，这一态势在1990年代初略显加快，在进入21世纪后，则放慢了下降的速度。英、德、法、意的这一比重分别从1991年的31.1%、40.3%、29.1%、32.0%下降到2000年的25.1%、33.5%、26.3%、31.8%，2009年发展为19.5%、28.8%、22.6%、29.3%，2012年再下降为18.9%、28.2%、21.7%、27.8%。从这个角度看，表现为工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去工业化在上述四国一直存在，即便在金融危机后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也在延续。
第二，从工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来看，英、德、法、意四国都存在工业化长期下降的态势。1991年，英、德、法、意四国GDP中的工业部门比重分别为31.17%、36.30%、26.88%、30.53%；2001年降至25.93%、29.80%、22.47%、27.43%；2009年则大幅跌落，分别为21.26%、27.82%、19.44%、24.99%。此后，英国、意大利的工业比重先升后降，但幅度都不大，但也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2013年分别为20.39%、23.90%；德国工业比重反弹后回到了危机前水平，且保持平稳态势，2013年为30.21%；法国工业比重则没有回到危机前水平，但也保持基本稳定，2013年为18.8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国工业增加值总额总体上是长期增长的，但在1991～2001年却是一路下降的。只是以2001年为拐点，转向增加。这一增加态势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打断后，以2009年为拐点又随即转入增长。这一过程说明，在2001年前表现为工业产值方面的去工业化在英、德、法、意等国相对显著，但2001年后再工业化的作用开始超越了去工业化，工业生产不仅在总产值上有大幅回升，而且在比重方面也遏止了下降的势头。特别是2008年之后，再工业化的作用尤为突出。 第三，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转换，是以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为标志的。从制造业占GDP比重来看，在1991年英、德、法、意各国分别是18.86%、26.59%、17.31%、21.55%。此后，一直保持长期下落趋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各国的该项指标更是一度大幅下落，英、德、法、意各国分别为10.30%、19.51%、10.59%、15.83%。但各国都随即出现反弹现象，德国一度超过危机前水平；英、法、意三国也止住了下落，保持微弱的波动而已。到2013年，英、德、法意、四国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9.82%、21.82%、10.17%、15.47%。从制造业增加值的总量来看，各国也出现了类似工业部门的情况，即2001年出现低值，而后转向提高，2009年度下落，随后有所反弹。制造业比重的长期下落与进入21世纪后的相对稳定，表明上述各国制造业的再工业化倾向正在增强。
第四，在再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出口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判断各国在整体上是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为主导，关键要看产业竞争力。在1991～2012年，英、德、法、意四国的制造业一直在商品出口中居主导地位。就出口额而言，英、德、法、意四国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从1991年的0.18万亿美元、0.40万亿美元、0.22万亿美元、0.17万亿美元，提高到2012年的0.47万亿美元、1.41万亿美元、0.57万亿美元、0.50万亿美元；从所占比重来看，英、德、法、意四国均呈长期缓慢下降之势，分别从1991年的79.5%、88.2%、77.9%、87.8%，下降到2012年的66.4%、82.5%、77.0%、82.1%。再从高科技产业出口情况来看，1991～2012年，高科技产业出口额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基本上都是在2001年达到高点后逐步下降的（参见表1）。这表明，在1990年代，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确实填补了一般制造业去工业化后的空缺；2001年后，高科技继续发展且有加速态势，但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却在下降，说明一般制造业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再工业化在整个制造业的成就超过了去工业化带来的影Ⅱ向。这一点与GDP中工业比重的表现是一致的。
三、去工业化、再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经验与教训
在石油危机之后，英、德、法、意等国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两种工业发展倾向一直并存着，二者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1991～2012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1～2000年，去工业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大于再工业化的影响；2001年以后，再工业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大于去工业化的影响。
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英、德、法、意四国的经济增长有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参见表2）。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我们计算出英、德、法、意四国在1991～2000年、2001～2013年的平均增长率，英国分别为3.7%和4.5%；德国分别为0.48%和5.6%；法国分别为0.69%和6.1%；意大利分别为-0.96%和5.2%。这清晰地表明，在去工业化影响要大于再工业化影响的1991～2000年，英、德、法、意四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都低于2000年之后再工业化影响超越去工业化影响的这一时期的平均速度。
上述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充分证明了工业社会前提下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驳斥了去工业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片面之说。
第一，去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服务化，并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荒谬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工业社会时期，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以克拉克法则为代表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强调，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重心存在着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继而向第三次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二战后，在美欧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三次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这一理论似乎得到证实，使得人们误以为第三次产业比重高是经济社会向发达阶段进步的表现，甚至以迈进“后工业社会”阶段为荣。但是，传统产业结构理论本身有着理论逻辑上的非科学性。世界主要工业国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转入萧条，甚至引发波及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期，日本服务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破灭，致使其出现长达20年的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泡沫破灭，更因其严重的次贷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高并非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第三次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经济也非经济发达的象征；以第三次产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既非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不是我们能动选择结构调整的方向。
第二，在工业部门内部，虽然去工业化为结构优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但这种结构优化对高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甚微，不能弥补其给工业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效果。在去工业化占据主流时期，经济增长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去工业化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发达国家传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结果。二战结束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进入了一轮快速发展的时期。到1970年代初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基本结束，新的产业体系也随之稳定下来，投资带动投资进而拉动巨大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时代也随之结束。石油危机爆发，使得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巨大的成本压力，迫使部分传统工业部门转向海外，寻求成本更低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而没有转移出去的传统工业部门，则在新兴工业国家替代产业快速发展的冲击下，逐步衰退甚至消亡。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带来发达国家产业出现“空心化”现象。
传统工业部门的海外转移或者消亡带来的去工业化，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倾向固然可以使发达国家专注于发展高端产业，获取更强的产业竞争力。但这种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因为：首先，传统工业部门的退出带来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而高端产业的劳动效率提高，不仅不能吸收被传统工业部门排挤出来的劳动力，而且会还进一步排挤出自身的劳动力。二者共同作用，削弱了社会消费的增长动力。其次，部分传统工业部门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低廉的海外，使这一部分的投资效果仅限于投资收益的提高。而投资收益能否作为新的投资出现在发达国家新的市场领域，完全取决于传统工业部门企业家的投资偏好和创业精神。一般情况下，传统工业部门的企业家并不熟悉新的产业领域，加之海外经营能够确保其收益的提高，往往这部分海外收益转入金融资本市场，成为乘数效果最小的一个选择。最后，虽然高端产业有较好的产业竞争力，但其市场容量有限，规模扩大的空间相对较小，产业发展速度也因此受到抑制。因此，在去工业化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一国的投资、就业、消费的乘数效果都将大大削弱，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导致经济的长期衰退。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是同时发生的，但在再工业化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支撑而无法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遂占据主导地位。在1990年代，IT技术等新的产业技术尚在美国控制之下，未能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得到充分应用，这使得英、德、法、意等国的再工业化倾向相对弱于去工业化倾向。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上述国家产业政策有意识地借助IT技术，推动再工业化快速发展。加之美国IT繁荣结束转向寻求依赖金融泡沫的虚拟繁荣，英、德、法、意诸国经济遂在再工业化的推进下，实现了增长速度的提高。 第三，关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讨论。一些理论研究者从就业结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从而形成了无法判断利弊的困惑。从就业角度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考察劳动力产业分布变化的视角与考察经济发展的GDP指标之间是自相矛盾的。首先，经济增长的显性指标是GDP的增加，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则不能充分体现其与GDP之间的内在联系。人均国民收入与各个产业的劳动力收入并不相等，各个产业之间的劳动力价格的不均衡，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从各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角度出发考察其与GDP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其次，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时间可以成为劳动产品价值或价格的衡量指数。但是，即便在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就业人数的多寡也不能成为衡量一个产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标准。就业人数并非劳动的全部，第一次产业的劳动工具、第二次产业的机器设备、第三次产业的设备设施都是劳动的物化形态，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价值无法通过劳动力人数体现。最后，即便在劳动力人数既定的前提下，合理的分工也可以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各个产业在创造价值总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能简单地依靠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来体现。为此，只有考察各个产业在GDP增加过程中的比例变化，才能准确把握各个产业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程度的强弱、所居地位的主次、影响方向的正反，由此得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欧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去工业化带来经济结构服务化并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荒谬的。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第二，1991～2012年，英、德、法、意四国的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1～2000年，去工业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大于再工业化的影响阶段；二是2001年以后，再工业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大于去工业化的影响阶段。而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后一阶段。这说明，在工业部门内部，虽然去工业化为结构优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但这种结构优化对高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甚微，不能弥补其对工业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效果。因而，在去工业化占据主流时期，经济增长处于长期低迷状态。
第三，关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困惑，源于一些理论研究者从就业结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研究范式是错误的。只有考察各个产业在GDP增加过程中的比例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问的内在关系。
责任编辑：胡岳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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