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农村信息风险及其防范
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推进，传统上封闭的农村社会走向开放，信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传统的信息传播环境被信息化改变，新的信息供给渠道尚未建立起来，畸变的信息环境使农民日益面临着信息过滤、信息异化、信息噪音、信息强制、信息毒害的威胁，并由此造成了农业生产受损、城乡之间与乡村内部的分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侵蚀，因之必须加强对农村信息风险预警与应急机制的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体系。/2/view-384026.htm
关键词：农村；信息传播；信息风险；防范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封闭的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社会，不但信息需求量少，且传播手段也严重依赖“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语）的人际传播，信息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随着信息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民信息需求急剧上升，问题就在于满足农民信息需求的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尚未建立起来，以致于农民频繁地遭受着信息风险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一、农村信息风险的类型
所谓农村信息风险则是指在信息化这个特定背景下，农村社会信息输入、信息输出的不安全，致使农民经常获得的是失真、虚假信息甚至根本无法获得信息，也无法将自身利益信息传输到政治体制内的一种状态，以致面临着未来不确定性损失的风险。具体而言是使农民在农业生产、市场竞争、政治参与、公共生活等方面面临着潜在的安全威胁和危险。“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当前农村面临的信息风险主要有：
1.信息过滤。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转化为分化性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政府有了地方利益意识，出现了地方利益保护。虽然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信息对农民要不要传递，传递多少。于农民而言他们只能完全被动地接受政治系统的单向信息传输，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政策传播信息的风险。信息过滤使许多涉农信息被遮蔽，惠农政策被截留的事件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上演。信息过滤行为屡屡发生，它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激化了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诚然，任何时期的任何政府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都必然要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通过封锁某些信息和有意识传递某些信息，来影响公民对特定事件的认识和判断，形塑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但任何信息的过滤都是以不侵害公民的基本利益为前提的。
2.信息异化。信息传播异化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内容的失真和变异。信息异化的形式就是转为为流言或谣言，变为无用的虚假信息或半真半假信息。相对城市，农村社会流言出现的几率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都要大得多。何以会如此呢？第一，农村社会信息传播的现状所决定。当下虽然信息化在农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农村信息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每个信息持有者都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而对信息有所取舍和增添，所以当信息经过多个人的传递后，流言的“版本”就各式各样了。第二，信息自身在内容上的不确定性。但凡信息都具有或然性，这是信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转换成流言流言后的信息因或然性的增加而扩大了传播范围。美国社会心里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了一个关于流言的传播学公式：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Ⅹ证据的暧昧性。公式说明流言所反映的问题的重要性、或然性与流言流通量成正相关关系，即流言反映的问题与人们越紧密，流言模糊性越强，流言传播就越快越广。如2003年有关“非典”的流言4天就飞传14省的城镇乡村就是这两个变量影响流言传播量的具体体现。第三，农村现代化程度不高，对与人们紧密相关甚至攸关生命安全的暧昧性信息，农民在自身无法鉴别真假时往往转而通过迷信来求得解释和超脱，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流言的暧昧性，使得聚集在农村上空的恐慌气氛和心里阴影越积越厚，流言传到哪里就人心惶惶，危机四伏。
3.信息噪音。信息化激活了农民的信息需求意识，但一旦农民决定要寻求某种特定的信息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信息的汪洋中，周围充斥着信息的种种噪音。信息噪音的实质就是信息环境的无序化状态，过量的信息将信息用户真正需要的信息完全包围和掩盖，使用户无法越过“噪音”而将其正确识别出来，以至于获得的是大量无用的信息甚至是虚假有害信息。如在以电视为主的农村大众传播媒介中，有关“三农”发展的有用信息完全被广告和以武术、爱情、搞笑为主题的电视娱乐节目所淹没。涉农的各类商品信息以及用工信息、致富信息乃至公共政策信息因良莠不齐的虚假信息大量充斥而无法让农民辨识真假，致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4.信息强制。信息强制是指行政管理者或者市场交易相对方违背农民意愿强制农民接受某些信息的行为，农民接受信息具有被迫性、非选择性。信息强制一般发生在公共管理和市场交易领域。在公共管理领域，基层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谋求政绩，不顾农民需求，违背市场规律，为农村、农业制定指令性的发展、生产计划然后强迫农民接受并执行之，如频繁见诸于报端的“逼民致富”工程，就是一种典型的信息强制行为；在市场经济领域，农民只有被迫接受某个特定商品并按照这一商品的既定价格进行市场交易，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除此别无选择。信息强制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信息知情权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所谓增产不增收、丰收“成灾”情形的发生，除了市场因素外，就是有关部门背离市场规律恶意抬价、压价，致使农民在农产品一端低价卖出，在农用资料一端又高价买进，导致农民损失惨重。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强制则使农业发展远离了市场，迟滞了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使农产品结构难以得到有效调整。
5.信息毒害。信息化的直接表征就是信息传输的无阻隔和信息传输的多元化。借助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手机短信、互联网等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害（毒）信息在信息化背景下大行其道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农村。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暴力、凶杀或者教唆犯罪信息、政治反动信息、邪教信息等有害信息笼罩在农村上空。近年来各种表达社会不满情绪的民间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通过等传播到了农村，这些信息农民逐渐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不利处境和不公平待遇，容易激起农民对社会的愤慨和不满，起到聚众农民行动的作用。同时地下宗教、邪教活动也在我国农村大肆蔓延，时下农村蔓延的邪教组织多达二十几种。这些非法组织大肆宣传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与文化，甚至宣传争夺政权的思想，争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地下“六合彩”负载的有害信息严重麻醉了农民现代进取意识。该信息所形成的一个畸形“大染缸”几乎侵染了所有的村民，让所流行的地区农田荒废，民心涣散，农民象吸食毒品一样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令当地经济倒退了十多年。有害信息的传播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导致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丧失。通常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标准是建立在环境给予的信息基础上的，大量有毒信息的频繁流动必然会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产生异化，有时甚至可能是一种颠覆社会传统与观念的运动。
二、农村信息风险所带来的危害
1.农村信息风险给农业生产直接造成严重的损害。“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信息革命释放出庞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全球经济里人类悲惨的黑洞也易形巩固”。随着人类生活生产与信息的关联日益紧密，信息带给人类的风险也就越来越严重。农村脆弱的信息生态环境和农民低下的信息素质存在着滋生风险的巨大漏洞，更何况我国农村地区信息风险防范机制严重缺失，一旦风险发生，严重性后果就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蔓延和扩大。以今年4月有关海南香蕉携带SARS病毒流言的短信在全国传播为例，流言导致海南香蕉大量滞销，价格“从去年每斤1元五角钱的收购价到现在每斤一角钱，价格暴跌10倍却依然无人问津……，蕉农们一年的辛勤耕耘将化为乌有”，因此许多焦农忧心忡忡，甚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据专业人士估计，2007年全国香蕉产业因此至少损失10个亿。香蕉病毒流言无可争辩地证明农民信息风险的灾难性，记者感叹：“几个短信和无端的传言，就会把某个地区的某个产业摧毁”。
2.信息风险加剧了城乡分化与乡村社会内部的分化。信息化社会里，信息是财富生产与分配的手段，是实现发展的重要资源。信息风险频繁发生使信息“边缘化”的农村雪上加霜，由此他们不但不能享受到信息化而带来的经济腾飞，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他们与城市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李培林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们内部矛盾研究”表明，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还在迅速扩大，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有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1980为0.33，2003年扩大到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农村信息化“边缘化”及其所衍生的信息风险导致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的程度。
信息风险还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返贫”，加速了农村内部的分化。应当看到信息在农村社会内部的分配依然是不均匀的，它直接导致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出现。遭遇信息风险的农民可能因此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沦为农村社会的贫困者。而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能较之于其他人而先拥有了敏锐的信息“触觉”和娴熟的信息技术，从而变得愈来愈富有，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据优势，成为新时代的农村精英。戴维?克兰悲观地预言：未来可能为我们中间富有的、处于移动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提供一个美妙的环境。同时未来对于大多数公民即贫穷的、未受过高等教育和无谓无用的人来说，可能变成数字化的黑暗时代。
3.侵蚀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着规范农民行为，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为农民提供精神动力的巨大作用。但是农村信息传播失真、异化甚至毒害，严重地侵蚀了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我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冷落，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农村精神空间的较大市场，农民出现了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财富伦理观念迷失，世界观迷惘等信仰危机。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的亚文化在农村大量滋生。近年来封建迷信、邪教文化、“黑恶”文化、社会消极情绪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勃兴和蔓延。农村信仰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将会严重危及到农村社会的政治安全。日本学者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毁灭，那就是丧失维护治安的能力和人民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
三、农村信息风险的防范机制
1.建立农村信息风险预警机制。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信息风险多发时期，提高农村信息安全风险预警水平，是减少农村公共危机事件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农村信息风险预警就是要针对农民的信息行为及其内容，建立一套能感应和发现不良信息所潜藏的危险的监测行为。通过对农村信息源、信息获取途径、信息内容进行不断监测和评估，对可能威胁农村生产生活的信息发布预警。我们要进一步拓展“金农工程”功能，依托其所建立的信息网络传递系统，建立层级不同的宏观与微观的信息预警系统，为农民生产、生活、竞争、择业、学习及时发布预警和指导，打造安全的农村信息环境。
2.建立农村信息风险应急机制。启动信息应急机制，防止危害扩大乃至影响社会稳定是处置农村信息风险有效的措施。首先要建立预警信息传输应急系统。建立省、市、县、乡（镇）、村的层级信息传递机制，密切监测、追踪有关风险信息在农村传递的动态，广泛汇集特定信息引发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情绪以及集体行为；其次建立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对引发社会危害的特定流言和虚假信息，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予以澄清、核实，说明信息的真相，指导农民合法实现救济；第三，建立应急预案制度。一方面要迅速稳定农民的情绪，指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要查清信息虚假信息的源头，打击虚假信息的制作、发布传递者，通过合法途径对农民进行经济补偿以挽回农民的损失。
3.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机制。要克服农村信息风险，必须打造真正贴近“三农” 的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首先建立以县域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的农村信息服务机构。重点要建设好县、乡（镇）、村的三级信息中心，改善农村信息传播环境，从根本上规避农民信息盲目行为和风险行为。其次加强“三农”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信息汇集、储存、研究、查询、管理提供一个现代化的平台，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发挥数据库对农村社会发展服务与监测的多功能作用。最后，积极发挥农村中介组织的信息功能。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农民成立行业性的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促进农村信息咨询业的发展。
4.完善大众媒体的农村信息服务机制。大众媒体要面向农村，改善涉农服务的内容，针对农村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媒体更应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加强自身内部管理，要坚决摒弃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背离“三农”的错误意识。政府也应加强对大众媒体的监督，严格对涉农信息的审查把关，强化对涉农广告发布环节的监管，坚决杜绝其虚假涉农信息的发布；加大对虚假农资广告的惩治力度；严格虚假涉农信息发布的责任追究制，维护农民的信息传播权。
5.着力提高农民信息素质与信息技能。提高农民信息获取和利用水平，增强识别、抵制虚假信息的能力，加强信息行为的安全教育、风险教育，增强对流言、谣言的辨别能力，是克服信息风险的最基本的措施。加强对农民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培训，授之以基本的信息获取方法和对虚假信息的基本处置方法；同时提高农民大局意识和政治敏锐意识，培养农民自己的“信息代言人”、“意见领袖”，使其成为政府与农村信息畅通运转的纽带与桥梁，促进政府与乡村的互相信任，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村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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