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雍乾时期中国与暹罗的大米贸易
;提要：中暹大米贸易，以其独特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历来是中暹友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中暹之间大米贸易关系产生，并且在随后兴旺，本文就清朝前期中暹大米贸易中的几个作一探讨。关键词：雍正 乾隆 大米贸易 暹罗 华商
清初，江浙闽粤等地因耕地稀少、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迨至康熙末，东南沿海各地“产米不敷民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向海外进口大米，称之为“洋米”。故时人称“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①而当时“南洋凡三十余国，大抵土旷人稀，各有余米，如暹罗、柬埔寨、港口、旧港、安南、柔佛、六昆、丁家奴等八九国余米尤多。”②其中则以与暹罗的大米贸易最为发达。本文主要综合所见大量档案资料，拟就雍正、乾隆两朝中暹之间的大米贸易进行论述。
一、中暹大米贸易兴起的缘由
清初中暹大米贸易的兴起，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缺粮的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③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内地之米被贩卖外洋，也造成沿海居民米粮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就奏有内地商人贩米往外洋，他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申饬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④雍正初年，一些商人贩运福建之米，私卖外洋，其地方有司“恐奸徒影射私运外洋”，稽查严密。⑤
再次，传统的调拨米石的措施失去效用。传统的解决粮食短缺，民众口粮不足的措施，主要是依靠邻省或邻区协济解决。但是，这个时期各地年景普遍不景气。广东各府州县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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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文征》第五册，418页，张维屏：《粤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8年版。
② 礼部侍郎李清植为请定例国内外商人贩米来闽粤粜卖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转引自林京志《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档案》1985年第]期。(以下档案未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林京志文。)
③ 《清高宗实录》卷54，乾隆二年丁巳闰九月辛未，90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清)粱廷枬：《粤海关志》卷18《禁令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校注本，352页。
⑤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378页，二九七．福建巡抚黄国材奏请准今道府每年米粮接济漳州泉州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有丰有歉，但仓谷不丰，民力拮据，无力互相救济；闽省台湾“近年以来，台地商民日增，就食者众，所产米谷，丰年尚有多余，稍歉即忧不足”，①亦属力不从心。乾隆六年，台湾地方因“上年秋缺雨，收成较常歉薄，今春以来，米价日渐昂贵，小民谋食艰难，”可见台湾地方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接济其他。②按照定例，福建省食粮短缺，可以派人“于米贱省份购买”接济。但是，“闽省与腹内各省运道不通，惟海洋一路可以转运，无论风信靡常，采买挽运，必须经年累月，不能尅期而至；且涉洋面，冲礁触险，每月损失，即或百计购运，而盘耗脚价，所费不资。”运回的米粮，仅脚价每石就高达一两五六钱之多，“与本地米价不甚相远”，所以，从“外省购运实属艰难”，③需要积极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此地民食不足这一严重问题。
最后，暹罗国米丰价贱，成为解决内地缺米的有效途径。暹罗产米甚多，缘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一条湄公河贯穿于整个暹罗境内，为该国的稻谷种植提供丰富的水资源。康熙六十一年的贡使说，“该国米用内地斗量，每石价值二三钱”，④而内地即使丰年也要一两二三钱，遇有旱涝灾，更是高涨至一两八九钱。正因为稻谷得来如此容易，暹罗米价与别国相比远为低廉。
二、中暹大米贸易之兴衰
中暹大米贸易缘起于何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六月，暹罗国王进贡，康熙有旨：“朕闻暹罗国米甚丰足，价亦甚贱，若于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运米十万石来此贸易，于地方有益。此三十万石米，系为公前来，不必收税。”⑤此后，即开始议定中暹间大米贸易事。“遵旨会问来使，据称：该国米用内地斗量，每石价值二三钱。今议定：载米到时，每石给价五钱。除为公运三十万石不收税外，其带来米粮、货物，任从贸易，照例收税。”⑥可见，康熙六十一年仅仅是议定中暹大米贸易中的有关规则，而不是中暹大米贸易的正式开始。⑦
中暹大米贸易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康熙允准中暹大米贸易的讯息传到暹罗后，暹罗的泰沙王(了haisa)一面不断加以供应，一面于1724年派了一批贡使到北京朝见雍正。“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年希尧题报暹罗运米并进谷种等项。……运来米后，令地方官照粤省现在时价速行发卖，不许行户任意低昂。所奏每米一石，定价五钱，则贱买贵卖，甚非朕体恤小国之意。着行文浙、闽，此次已到之米，与该国现经发运续到者，皆照粤省一体遵行。嗣后且令暂停，俟需米之处，候朕降旨遵行。”⑧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雍正对康熙议定的中暹大米贸易似乎是不愿意执行的。雍正当时为什么要暂停中暹大米贸易，尚无文献说明，但可知雍正二年开始的中暹大米贸易是同时在广东(广州)、福建(厦门)、浙江(宁波)三地展开的。再从“该国现经发运续到者，皆照粤省一体遵行”一语看，原议定的中暹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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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建巡抚周学健请定例分别免征外国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② 一史馆编：《乾隆朝上谕旨档》第1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719页，乾隆六年五月十五日内阁奉。
③ 福建巡抚周学健请定例分别免征外国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④ (清)梁廷枬：《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1，中华书局1993年版，181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壬戌条，884页。
⑥ (清)梁廷枬：《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1，中华书局1993年版，181页。
⑦ 葛治伦、徐启恒在其《清代中国和暹罗的友好关系》(《东南亚纵横》，2000年增刊，115页)一文中认为，“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双方开展了广泛的大米贸易”；而黄启臣和庞新平在其书《明清广东商人》(广东出版社)第二章67页中则写到：“乾隆十二年，清政府正式允准民间与遏罗进行谷米贸易”。
⑧ 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2—183页。
贸易是一连贯的经常性贸易，且贸易表现频繁，故雍正四年有一条材料：“暹罗国前经奉旨暂停运米。所差探贡二船，带有米石货物。伊等由该国起行，尚在未奉旨之先。既已涉险远来，听其就近发卖，俟风讯回国。”①
至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又谕旨两广总督孔毓殉，“前暹罗国装运米石，曾有旨着令停止。如今若有便人，可带信与他，他若情愿装米来，叫他装来，得些利去也好”。故雍正六年，即有暹罗商人吴景瑞运米来厦门。福建巡抚常赍称：“暹罗国王诚心向化，遣该国商人运载米石、货物，直达厦门，请听其在厦发卖，照例征税，委员监督。嗣后暹罗运粮船来福建、浙江者，请照此一体遵行。”常赍原想改变康熙六十一年的中暹大米贸易的规定，但被雍正帝否决：“得旨。依议，米谷不必上税，着为例。”②
雍正六年(1728年)，中暹大米贸易进入正常状态。后又因巴达维亚荷兰人“戕害汉人”事件，福建总督策楞“恐番性贪残，并有扰及商船，请禁南洋贸易”。③故雍正十年至乾隆七年中暹大米贸易曾一度中断。直至乾隆七年(1742年)，两广总督公庆上疏：“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其洋船进口带米一节……遵照原议办理。”这样，中暹大米贸易才恢复正常。从乾隆七年直到二十四年从未间断。由于这一时期东南沿海的粮食危机更加严重，必须加大进口大米的力度，故清政府给予中暹大米贸易极其优惠的政策，致使乾隆中期，中暹大米贸易达到最高峰。闽省“自乾隆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三等年商贾买运洋米进口，每年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④而这一时期大米的进口地点主要是在福建，其次是广东，关于浙江的买米，实际著录少见。
乾隆后期，由于暹缅战争爆发，缅军侵入暹罗国土并占领暹京大城，湄南流域农业生产严重，大米输出几乎停滞；再则，乾隆后期，中国东南沿海海盗势力又一次崛起，清政府担心这些由华人水手及华商操纵的中暹贸易“运米济匪”，遂“停发沿海地区商米出海运米执照”。⑤福建方面，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再不见暹米进口，而广东方面则主要从吕宋进口大米。据东波塔档案，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运人澳门与广东的大米亦是由吕宋来，“吕宋船载有米石到奥，请在就地发卖”，“凡尔吕宋洋米到澳，准绵丈量征钞”，“照得招商前往吕宋采买米石回粤接济”。⑥故乾隆末年起，吕宋米在广东已取代暹罗米，亦可证中暹大米贸易的衰落。中暹大米贸易之兴衰过程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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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2—183页。
② 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3页。
③ 一史馆、暨大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9页，署两广总督庆复奏覆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1742年3月9日)。
④ 《明清史料》，中华书局影印本，民国49版，1122页，吏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苏等奏移会，九月二十九日，人户，闽督苏等奏请酌改诲洋运米商民议叙，中央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
⑤ 《仁宗实录》卷185，嘉庆十二年丁卯九月已亥。435页。
⑥ 刘芳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资料汇编》上册之第263、264,268条，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151、152、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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