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键词]日本异质论，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日美贸易摩擦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经历了逐步深化、逐步升级的发展过程，摩擦对象由牛肉、柑橘等个别产品或纺织、电信等单一行业逐步上升为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争端；单纯贸易领域的摩擦逐渐外延至与贸易相关的汇率、金融、资本市场等其他经济领域，并最终导向体制摩擦。80年代中期，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金融手段对缩小日美贸易赤字收效甚微。在此情况下，关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日本异质论”逐渐浮出水面，以此为前提的“对日修正主义”成为美国解决对日贸易争端、挑起体制摩擦的理论基础。
一、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兴起
整体而言，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产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背景。
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民众和舆论界对日本的好感度呈下降趋势，对于美日贸易失衡及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的忧虑感却逐渐上升。1983年，著名的独立新闻记者马文.沃尔夫(Marvin J.Wolf)出版了《日本的阴谋》一书，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贴上了“阴谋论”的标签。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美国知名政论家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来自日本的危险》的头版报道，指出日本经济成就的长期阴谋在于控制全球经济。尽管如此，1988年以前，美国国内对于日本经济力量的上升基本持欢迎态度，对于日本经济竞争的严重性有着较为冷静和客观的评价。以美国《商业周刊》为例，1986年和1987年，该刊连续对日本在美投资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报道，详细介绍了日本企业为所在地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管理经验、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等表现。然而，时至1988年年中，日本是否借助经济实力以获取政治影响力开始逐渐成为美国舆论界的讨论话题。到了1989年，要求对日采取强硬贸易政策的观点已明显占据了舆论媒体的主流。根据《商业周刊》和著名调查公司哈里斯(Harris)所作的调查，69%的美国人认为对日贸易失衡“相当严重”，23%认为“比较严重”，两者合计达92%。以《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为代表，一系列夸大美日矛盾的小说和非小说类读物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籍。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面，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施压又激起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抗意识，相互的受害者意识逐渐在各自国内转变成为一种偏执心态。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相对实力有所下降；日本经济迅速崛起。随着苏联的军事威胁逐步消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似乎已转变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上述“历史性的转变”使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转向。
第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强调，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国的国际地位。这一理论与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新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理论支柱。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修正主义国家”出于对权力格局的不满往往试图推翻现状，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大国格局，破坏国际体系主要法则和规范，从而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并对“维持现状”的现存大国造成威胁。制造业的扩张性发展及其导致的长期贸易顺差将使日本的综合国力不断攀升。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支持者”甚至是“破坏者”，日本一旦提升其相对实力，必然会要求对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威望进行重新分配。从这一逻辑出发，美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俨然已成为一种“与竞争对手的贸易”甚至是“与敌对国的贸易”。该理论流派进而认为，为了应对上述转变，在经贸领域中美国应抛弃战后初期对盟友日本所采取的“善意忽视”的战略，在经贸交往中转而注重“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美国不应以经济代价换取战略利益，恰恰相反而应该利用军事杠杆等手段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强调日本政治体制特质的研究不断涌现。在对发达国家各国政治体制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日本一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案例。在美国国内主要存在着三种分析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模式：“日本株式会社”模式、多元主义模式和官僚国家主义模式，其中尤以官僚国家主义模式最为盛行。该模式突出了日本官僚体制在“大型企业—官僚体制—自民党”铁三角关系中的首要作用。这一模式的主要提出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及其他学者在80年代中期以前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日本政治中权力与权威、官僚与政党、精英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关系；日本政治的决策机制；日本的黑金政治；日本政治权力分散化等方面阐述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特性。1989年夏，华盛顿大学日本研究会主编的《日本研究杂志》(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出版了日美贸易危机的特辑，日美之间的机制差异成为查默斯.约翰逊、肯尼斯.派尔(Kenneth B. Pyle)、福井治弘等著名学者的讨论重点。
第三，对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神话”及其“赶超型经济”的研究一直是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重点之一。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上述比较研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日本经济体制的若干“特性”上，如日本的政企关系、市场保护主义、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等问题。对日式资本主义模式与英美盎克鲁.萨克逊模式、德意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模式的比较研究逐渐升温。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广泛的“非常态”的结构性特质。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也应抛弃原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特殊的政策手段。随着“管理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等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出现，不少学者主张以此打开封闭的日本市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再次，从政界来看，1985—1988年是美国国内的“贸易年”。贸易问题，特别是对日贸易失衡问题成为行政当局和国会立法部门的关注重点。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式资本主义模式被认为对美国造成了“结构性”和“体系性”的经济威胁。1988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万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应该超越单一部门或领域的商业谈判，与日本开展全方位的对话。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l988)。该法案是1930年《史慕德—哈利法案》(Hawley-Smoot Bill)之后美国国会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贸易法案。这一法案酝酿之初就以日本为主要对象。该法案的通过为美国以“30l条款”、“超级301条款”等国内法律对日本等贸易对象施压打开了方便之门。1989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的咨询机构“贸易政策和谈判建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de Policy and Negotiation)”又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领域实施全方位的对日贸易议程。要求对日采取强硬贸易政策、开展美日体制对话的呼声在美国政界逐渐取得了声势。
二、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演变及其主要观点
一般认为，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正式得名源于1989年8月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在这一期名为“反思日本”的特集中，查默斯.约翰逊、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卡瑞尔.冯.沃佛仁(Karel van Wolferen)、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等四人被冠以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Gang of Four)的称号。这些学者尽管背景各异，但大都有着在日本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1990年5月7日，上述四人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上联名发表文章，力图澄清公众对“对日修正主义”的误解，这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四人帮”阐述其理论观点的公开宣言。他们指出，修正主义的理论共同点在于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日本对外失衡的经济和商业关系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和美日政治关系的巨大威胁，对日修正主义的目的在于寻找化解这一威胁的途径。第二，寻求变革的应当是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而不是日本。第三，对日修正主义突出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性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而非意在道德说教。第四，尽管日式体系迥异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的其他模式，但日式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美国等国应该拿出着眼现实的应对之举。第五，对于美国等国而言，“管理贸易”和“产业政策”等措施应作为策略选择的备选项之一。第六，美国若想切实提高自身竞争力，当务之急是从解决国内问题入手。在修正主义者看来，面对日本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前所未有的和充满危险的”国家，他们的作用正是在于唤醒人们对日本进攻性贸易政策的警惕以及对日美经济竞争严重性的充分重视。
美国“对日修正主义”实际上是部分美国学者对日本经济体制和日美经济关系的一次深刻审视和反思。除了上述四人之外，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支持修正主义的观点。例如经济学家帕特.科艾特(Pat Choate)着重考察了日本运用信息收集、院外游说、宣传攻势等手段影响美国贸易政策、攫取美国市场份额从而拓展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内幕；《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杂志的资深编辑约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剖析了日本如何运用资金援助等手段影响美国思想库、大学和法律事务所，如何在美国国内关于对日经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中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形象等问题。《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福布斯》(Forbes)等杂志的编辑伊门.芬莱顿(Eammon Fingleton)则分析了日本大藏省、外务省等官僚机构的特殊运作方式及其对美日贸易的影响。此外，曾参与美日贸易谈判的格伦.福岛(Glen Fukushima)、华盛顿大学教授玛丽.安琪道盖(Marie Anchordoguy)甚至科幻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也被认为是“对日修正主义”的重要代表。
日本异质论和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与英美等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与美国在诸多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日本人更为重视对集体的忠诚、社会和谐和等级制度，而美国人则更为重视个人主义、多元化社会和机会平等。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对独特性的自我认知、集体主义的导向、对外国人的猜疑和自给自足的内驱力”是日本市场始终难以打开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上，日本往往以生产和增长为导向，与以消费和效率为导向的美国分道扬镳。在微观行为主体的活动中，日本企业又表现为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份额而非创造利润为商业目标。因此，日本的经济体制体现出明显的“重商现实主义”的特征。冷战期间美日军事同盟和苏联威胁的存在又为日本的这种“实用主义”策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查默斯.约翰逊在研究了1925-1975年间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后认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日本在经济政策中实施的是一种“计划理性”(Plan Rationality)而非英美等国奉行的“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进一步突出了日式资本主义模式的独特性。亨廷顿将日本视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特殊文明，他指出，“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
第二，失衡的美日贸易背后是失调的日本宏观经济体制，日式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差异反映了其政治经济体制和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
卡瑞尔.冯.沃佛仁在《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中提出了“官僚独裁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的概念。他认为，日本国家机器的运转靠的是官僚、政界派阀和财界之间维持的微妙的平衡。以通产省、大藏省、日本中央银行、经团联为代表的机构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调配和控制作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也以亲身参与对日贸易谈判的经历指出，半导体等产业在日本之所以能够克服产业发展初期的脆弱性，积蓄与欧美企业竞争的实力，正是得益于日本政府的种种产业政策和行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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