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美国众议院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一个实证研究
摘要 运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美国众议院对美国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众议员投票时体现的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与众议员的政党属性、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行业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共和党众议员比民主党众议员更支持自由贸易协议，收取工会组织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来自农业州的众议员更有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协议。关键词：众议院；自由贸易协议：政治经济学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属于同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尤为重要，美国宪法规定，涉及征税的议案必须首先由众议院提出。贸易政策大都涉及到关税，所以大部分贸易议案都是由众议院提出。众议院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而是由435名态度各不相同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实际上是由这435名议员的态度决定的。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这435名议员对贸易的态度是南哪些因素决定的?本文的指导思想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是：“政治市场”决定厂政府的贸易政策。
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构成了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美国最近几年更为频繁的进行区域性或者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本文选取美国第108届国会(2003~2004年)众议院对四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进行研究，以探求众议员投票背后的动机。第108届国会通过的4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1)美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2)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议；(3)美国—澳大利亚自南贸易协议；(4)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
上述四个双边自南贸易协议在众议院都以2/3以上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是有差异的，更多的共和党赞成自由贸易协议，差距最为明显的足众议院对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表决的结果，民主党投赞成票的比例只有37％，而共和党投赞成票的比例为88％，可见两党议员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
为什么众议员之间、甚至同一党派的众议员之间对自由贸易协议态度大相径庭?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议员投票决策背后的动机。议员的投票与所在的党派、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不同党派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有差别?本文利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案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认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并没有追求周家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其他的目标，比如政府连任、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捐款等等。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政治市场的参与者——选民、政治家、政府、国会、利益集团等——根据自身利益产生对于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均衡的贸易政策。
有大量文献研究政治市场上贸易政策的制定机制，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型有：Mayer(1984)研究贸易政策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情况下的关税水平。Magee，Brock and Young(1989)研究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不同政党作为代言人情况下关税水平的决定。HillMan(1989)研究工业部门和消费者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时均衡关税的决定机制。Grossmanand Helpman(1994)研究政府同时考虑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和全体公众利益时贸易政策如何决定。
Rodrik(1994)总结了这些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不同个人、集团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2)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影响；(3)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4)贸易政策制定的机制。
具体到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其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国际贸易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国内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一部分人受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同利益的团体会结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游行示威等方式说服议员采取对本利益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议员也依赖于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议员要接受利益集团的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议员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以积累人气争取连任。所以，议员要权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贸易立场。本文的实证研究综合以上模型，研究不同行业、政党、不同要素所有者对众议员贸易立场的影响。
从上面的作用机制也可以看出，研究议员的立场，首先要从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入手。要素禀赋理论和特定要素理论是研究贸易政策分配效应的主要理论，本文的实证模型建立在这两种理论之上。
办案一：要素禀赋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改变的是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工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而资本所有者(资方)会受益于国际贸易。这里首先验证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
在检验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众议员在四次表决中的投票，赞成票设为1，反对票设为0。解释变量为政党(虚拟变量，民主党设为0，共和党设为1)、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在收取资方捐款和工会捐款之外还会收取其他利益集团、个人的捐款，所以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和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之和并不等于1，所以，这样设置回归模型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之所以选择上述变量，原因如下：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资方组成的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都是很活跃的团体，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政治捐款。比如，2005至2006年，工会组织向共和党议员捐款269万美元，向民主党捐款761万美元。议员们为了筹集更多的竞选资金，也要争取尽可能的捐款。比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2001年至2006年共收取捐款5157万美元。所以在模型中设置“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两个变量。同时利益集团往往是有政党趋向的，而不是向两个政党捐赠同样数额，所以设置“政党”这个虚拟变量捕捉这部分信息。
方案一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α0+α1P+α2C；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 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方案二：特定要素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根据Jones(1971)的特定要素模型，出口行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进口竞争行业从国际贸易中受损。由于美国农产品竞争力强，而很多制造业产品需要大量进口，所以，预期农产品出口额越多的地区、失业率越低的地区、制造业人口比例越小的地区，该地区议员越支持自由贸易。为了验证这一点，把议员的投票结果设为被解释变量，议员所在州的农产品出口额、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和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同归。
方案二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β0+β1A+β2M+β3U；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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