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问题的分析
【摘 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局面，既是国际浪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资本实力变化的结果，需要对产业政策乃至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关键词】贸易保护;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资本项目;货币政策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蔓延和复杂化
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升级，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的贸易摩擦越发频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统计数据，去年四季度中国产品共遭遇近20起调查，加上去年前三季度遭遇的50多起，去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近百起贸易调查，涉及金额是2011年的近10倍。近年来的贸易调查主要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泰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发起，涉案产品也从传统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增加，贸易保护手段升级。2012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相关采购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9%，成为最主要的保护手段之一。而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相关措施，目前其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25%。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愈演愈烈，呈现扩大蔓延之势。一是贸易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新兴经济体加入到贸易保护的行列;新兴产业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产业;贸易限制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贸易保护手段和金融手段相结合，通过国际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用于长期常态化的限制国际贸易对手。
目前，全球各国产出增长低迷，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就业市场出现困难，公共债务的偿付捉襟见肘。与历次全球经济危机相类似的是，复苏曙光尚未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与历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体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化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升级和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保护手段与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相结合，从资本输出变为资本回撤;以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国际竞争与以就业和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内政问题相结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加丰富和隐蔽的手段。
2.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
(1)歧视性政府采购，例如2009年以来，美国国会批准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保留了购买美国产品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的项目需采购美国钢铁制品。
(2)关税手段，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目的是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但事实上，长期高关税环境在国内形成准入壁垒，往往容易使得受保护产业形成低效率特征。
(3)出口补贴。例如，法国和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汽车企业进行过针对性补贴。
(4)反倾销。尽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理由的反倾销往往造成双输结局，但是短期经济放缓的压力使得各国往往将反倾销作为简便易行、短期见效的手段。
(5)限制进口。限制进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采取提高商品进口标准的行政指令措施，也可以是设置通关障碍等方式，甚至某些国家会采取有期限禁止进口的极端手段。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三类表现
(1)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扩散和复杂化
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升级和蔓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为例：
①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贸易限制的行列。近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临时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的最大威胁。去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取得调查结论大多数得到了所谓存在双反问题的裁决，多数发起者是新兴经济体。
②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全球新兴产业增长放缓，传统产业的回报率下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种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急性发作。因此，发达经济体迫切的挖掘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同时压缩现有高新兴产业(如电信、半导体、生物技术、汽车等)的进口规模，以期用本土产品替代。例如，在电信设备投资领域，去年年初至今，我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美国等市场不断遭受以倾销、垄断、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的调查。
③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限制的理由更加丰富。国际贸易限制的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理由。例如，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碳排放标准，从而限制产品进口。本质上无非是贸易保护主义披上环保外衣，以碳关税为名，限制进口之实。
(2)发达经济体以资本手段实行贸易保护，资本输出和资本回撤表现出周期性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进再工业化，通过金融手段作用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目标是增加资本流入、增加产品产出、扩大贸易顺差。微观层面，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鼓励本国工厂回迁国内和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方针，避免海外投资。
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长期输出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放大杠杆进行境外投资，再通过跨国企业将投资回报汇回国内。在上述危机的背景下，前期过度的杠杆比例加剧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现金流断裂和违约的风险，因此，资本回撤就成为必须之举。例如，这种情况就体现在美联储QE3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
(3)客观上看，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打击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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