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常账户调整的方式分析
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时，经常账户余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都由负转正并且迅速扩大，这其中以中国最为抢眼。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经常账户余额时正时负并且数额很小，1997年后对外经常账户余额一直为正，并且迅速扩大，由1996年的72.42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060亿美元，2007年为371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0.6%。而与中国和东亚贸易余额迅速扩大相伴随的是美国经常账户余额逆差的不断扩大，1998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以上，2004年至今更是超过5%，2007年为80264亿美元，占到GDP的6%。这种全球贸易的日益失衡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隐患，必须进行调整（Obstfeld and Rogoff，2004/Edwards，2005）。很多学者将这种全球不平衡归结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善经常账户？在已有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常账户和进出口影响的研究文献中，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ner condition）是否成立以及J型曲线效应是否存在这两个方面，如国内学者叶永刚等（2006）考察了中美中日贸易是否存在J型曲线/王根蓓等（2008）考虑了汇率变化对出口以及企业盈利的影响/姚枝仲等（2010）构造了一个能够考虑产品种类和质量变化的出口需求估计方程，对中国1992～2006年的出口需求函数进行估计，发现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较大，但价格弹性很小。国外学者如Obstfeld和Rogoff（2000a）在一个由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组成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中，分析发现贸易品的份额越大，消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需要贬值的越多，当贸易品份额占15%时，实际汇率需要贬值20%/O'Neill和Hatzius（2004）考虑了流入美国的资本及其生产收益，结合资产的价值效应分析发现要消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美元需贬值53%～55%，这高于Obstfeld和Rogoff（2004）在考虑了美国经常账户调整对世界贸易影响后所作出的需贬值50%的估计。
必须强调的是，上面的种种分析都是弹性分析法，它们一般先计算美国贸易赤字需要调整的幅度，然后采用贸易价格弹性获得削减贸易赤字所需的汇率贬值幅度。该方法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汇率的变化不影响贸易双方的收入和消费，只影响进出口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分配。而在当前，中国和东亚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对外贸易部门规模巨大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这些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产出和消费，从而对进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单纯从马歇尔勒纳等弹性分析考虑经常账户调整是存在缺陷的。其他的不是基于弹性分析法的研究如McKinnon（2005）和Qiao（2007）又缺乏微观基础，国内的如贺力平（2006）又只是实证分析。
作为全球贸易失衡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模式和进口商品结构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非常大一直占到总贸易的50%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工贸易比例很低/从进口商品的结构来看，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的比例很低，长期低于进口商品总价值的4%，中间品的进口非常高，一直在70%以上，2010年更是达到8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结构中消费品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则一直超过40%，中间品的进口一直在40%以下。此外Koopman等（2008）用详细的数据估计出中国出口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发现，纺织品、钢材、家具、瓷器、玩具等产品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部分仅占该产品出口的10%左右，而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以及各种成套设备医药生物设备加工贸易的部分占相应产品出口的90%以上，这说明中国加工贸易主要是承接国际产业链中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贸易的典型特点是中间投入品不能由国内供给替代，而是主要依靠进口，这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贸易方式，中国这种加工贸易比例很高，并且进口中加工贸易的部分更大，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进口弹性非常小，汇率变化对进出口的影响很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对中国1992～2003年的出口贸易垂直专门化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作了分年度计算，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美国在产业升级中不愿生产的中低端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当前关于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的讨论大多是弹性分析法，未能从一个一般均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很多都停留在实证分析上。中美两国作为全球贸易失衡最重要的两方，经济规模都非常大，占据世界GDP排名的前两位，贸易联系紧密，两国各自的政策都会对对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如美国改善经常账户减少进口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出口部门较大的中国，使中国的出口、产出和消费发生变化，而中国产出和消费的变化又会影响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又会影响美国的产出。正如Devereux和Genberg（2007）所说，当前关于这两个代表性大国的经常账户调整的分析必须基于两国模型基础上考虑才有意义。
对此，本文在Kiyotaki和Moore（1997）的信贷周期（Credit Cycle）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中每个国家存在家庭、企业、零售商和最终商品生产商4个经济主体，两个国家通过各自经济主体消费、借贷等行为发生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联系起来。该经济中信贷市场是不完备的，企业不能在既定利率下无限借贷，必须要用不动产进行抵押。本文以Kiyotaki和Moore（1997）方式引入信贷市场的不完备是基于下面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信贷市场的不完备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受到重视（Garcia-Cicco，2008）①，大量的学者以Kiyotaki和Moore（1997）形式将信贷市场的不完备引入到开放经济中发现能够很好刻画现实经济中冲击影响经济的跨国传导路径，以及不同国家间产出波动的特征②/另一方面在一般的两国模型中，经常出现当国内和国外的利率不同时，资本将全部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利率较低的国家没有资本流入，在该情况下，利率的微小变化，会引起资本在不同国家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不同国家投资和产出急剧变化，导致模型失真。而在Kiyotaki这种形式下企业根据持有的不动产的进行抵押贷款，在该情况下国外利率较低时本国企业可以增加借贷，但由于不动产的限制，使得借贷不能任意增加，这样能够避免两国模型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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