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古典定律的当代复兴与拓展构想的关联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国际贸易与分工的理论基石。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演进，归根结底就是比较优势形态在工业化进程不同阶段的传承和发展。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优势原理就已成为指导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并在制定非平衡发展战略中担当起奠基石的角色（林毅夫，1999）。实践证明，比较优势原理的运用促进了我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国际分工的全方位扩大，李嘉图模型诠释的贸易利得更是未来互利共赢的全球分工格局形成的动力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重启李嘉图模型中的核心范式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推动了新李嘉图模型构造的兴起。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新李嘉图模型的构造，增强测度贸易流动的理论框架的可预期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当代国际贸易流量的经验研究；同时，将HO模型整合到新李嘉图模型构造，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两大研究领域的新综合和向新的学科前沿推进。为了将新李嘉图模型的研究结论应用于贸易流动的测度，本文将生产函数的选择问题首次纳入新李嘉图模型的研究视野，而这一新古典问题长期被认为独立于经典的李嘉图模型①。鉴于当代生产率问题涉及诸多不完全竞争因素，新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开发和拓展不能拘泥于纯粹的古典和新古典传统，而必须适应当今国际贸易流动中不断变换的不完全竞争格局。
为此，立足于国际学术同行的已有研究，尝试推进新李嘉图模型的拓展构造，致力于实现下述目标：第一，通过模型新综合建立起检验和模拟国际贸易流动的理论模型，将标准李嘉图模型中的生产率表达形式、当代技术条件下生产率的多样化载体、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生产率测度的预期贸易流动功能，统一到完整的理论框架中来，并据此指导编制科学的计量模型；第二，后续研究将在本文建立的拓展模型基础上，对中国21世纪以来的各类国际贸易结构和贸易利得进行系统和精确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贸易产品结构做系统的分层计量分析，以刻画中国贸易流动的新李嘉图预期轨迹和显现的新型结构特征。
一、新李嘉图模型构造的历史透视
标准的李嘉图模型巧妙地提出比较成本概念，使贸易利得的主体由整体生产率相当的经济体扩展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经济体。前一情形中的国际分工，仅仅出现在不同部门存在生产率差异而整体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之间；在后一情形中，即使经济体间的整体生产率具有差异，但只要产品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比例不尽相同就仍然可以展开分工。这样一来，生产率、贸易利得和国际分工基础等三角关系研究的基础就更加广泛（Costinot 和Komunjer，2007）。
尽管李嘉图模型创立了经典的数字演示范例，但模型关于单一劳动投入和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两两（Twoness）假设，严重损害了模型的拟合和预期功能（Ricardo，1817）。因此，有学者指出李嘉图关于贸易模式与相对劳动成本之间的联系过于牵强，以致在实际数据中很难找到（Leamer和Levinson，1995），长期以来，李嘉图模型仅仅当成一个有用的教学工具，实证内容却寥寥无几（Cost-inot和Komunjer，2007）。于是，检验贸易模型铺设了一条新李嘉图模型成功构造并应用于实证研究的必由之路。已有学者使用美国和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流动数据，验证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决定两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基本方向（Macdougall，1951），继而提出商品比较方法和时间序列方法，以便解决观测值不同获得性条件下李嘉图模型的验证问题（Macdougall，1952）。此后，检验贸易理论研究迅速转向要素禀赋理论的验证，新李嘉图模型构造由此一度陷入沉寂。究其原因，则应归因于Leontief提出的经典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1953）及其引发的破解浪潮。同时，资本和技术等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涌现和实际生产要素供求的全球不均衡形成的实际要素价格差异，势必决定各自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重构战后国际分工的物质基础，使检验贸易理论的研究转向HO模型的多角度验证。尽管巴拉萨创立了若干比较优势的测度方法（Balassa，1963），但由于回避了对生产率的直接测度，该方法并未被纳入新李嘉图模型的拓展构造之中，而是长期停留在比较优势的数字实证阶段。过去20多年间，强调要素禀赋国际差异的HO模型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实证文献，而强调生产率差异的李嘉图模型却几乎无人问津（Costinot和Komunjer，2007）。
直到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普及和深入，劳动者技能成为生产率的主要载体，技术在经济增长机制中部分替代了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组合的角色，成为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动力源泉，使得新增长理论对生产率的关注转变为比较优势源泉的探讨，并且开始尝试构造一系列模型展开对实际贸易流动的拟合和预期。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国际分工源泉的探究，再次回归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范式生产率问题的讨论，从而带来21世纪初新李嘉图模型构造的异军突起。
为了使标准的李嘉图模型更加贴近现实以消除理论假设的弊病，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复兴的新李嘉图模型，大体上沿着以下路径持续推进：
1.根据贸易流动的现实，改进模型自身构造
如上所述，标准的李嘉图模型中纯粹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寻找标准的李嘉图模型同现实贸易世界的连接点。Macdougall在模型设定中率先引入第三国角色，放松了原模型中的两国假设（Macdougall，1951）；Dornbush等拓展构造的多产品模型（Dornbush-Fisher-Samuelson模型，DFS模型；Dornbush等，1977）亦堪称经典并得到广泛应用。DFS模型中，多种产品被表示为一个可无限微分且积分面积为单位值的连续商品序列：
式中，b（z）为商品z（0，1）的消费份额，全部商品消费份额累加值为1即100%。DFS模型不但提供了多商品情形中比较优势的识别方法，而且考虑了一旦消费份额同比较优势国相应产品生产能力不对称引发的不完全分工格局。新李嘉图模型构造的有关技术异质性概率有效地利用了上述设定（Eaton和Kortum，2002）。由此，一些研究已经察觉到标准李嘉图模型的完全竞争假设同战后垄断竞争模型隐含的某种联系，典型的表现为全球需求同具有该产品比较优势经济体生产能力的不一致的两大情形（Gu，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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