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多措并举提振中非贸易——2016年中非贸易状况分析及政策建议
2015年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双边贸易持续大幅下滑，这一局面与2013年之前中非贸易动辄20%甚至30%多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贸易下滑的背后，是不利的国际政经环境和贸易条件对非洲大陆的全方位冲击。未来，面对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诸多风险，中国商务主管部门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中非贸易加以促进和提振，以助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顺利发展。一、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的现状及变化
（一）双边贸易额大幅下滑
2016年，中非贸易额为1491. 1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922. 16亿美元，自非洲进口569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16. 6%、15. 0%和19. 0%。这一降幅比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分别高出9.8、7.3和13.5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国对非出口额自2010年来出现首次下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等出口均有下滑。
受此影响，中非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持续下降。2016年，中非贸易占比仅为4. 05%，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一比重比2014年的最高值(5.16%)缩减了1.1个百分点；而中国自非洲进口金额占比仅为3. 58%，比2014年最高值(5.9%)降低2.3个百分点。
（二）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均有所下降
从主要国别来看，2016年，中国与南非、安哥拉等传统贸易伙伴，即非洲地区大国的贸易仍然位居前列。有所变化的是，刚果（金）与中国双边贸易下降近30%，退出前十大贸易伙伴之列；而摩洛哥则以6. 1%的增速跻身中国在非第9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与前十位贸易伙伴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达1028.5亿美元，占中非贸易额的69%，贸易集中度较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除摩洛哥外，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与石油出口国和资源富集国的贸易进出口降幅较大，均超过中非贸易的平均降幅。
（三）与非洲不同区域的贸易呈现明显差异
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出现大幅下降的伙伴主要集中在北部、南部和中部一些传统的资源富集型大国；贸易额上升的伙伴主要集中在东部、西部的中小型经济体及一些岛屿国家。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之下，非洲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应对策略和实施效果迥异。
（四）主要类别商品进出口均有所下降
2016年，中国对非出口主要商品类别与2015年基本保持一致，以机电、轻纺、高新技术、钢材和农产品为主，但出口金额均有所下降。其中，机电产品出口421.4亿美元，同比下降13. 5%；轻纺产品出口261.6亿美元，下降17. 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94.2亿美元，下降10. 0%；农产品、钢材出口也分别下降4. 1%和17. 8%。从细分类别来看，交通工具出口降幅最大，特别是机车车辆、航空航天器出口降幅均在50%以上，反映出在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下，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资进程减缓，对相关产品进口需求大幅下降。
2016年，中国自非洲进口最多的商品类别依然是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农产品等，进口金额分别为304亿美元、58.2亿美元和27.7亿美元，进口金额较2015年分别下降15. 5%、7.7%和6.1%。自非洲矿产品进口金额的下降幅度最大，主要是国际价格下跌而非进口数量减少所致。以原油为例，2016年中国自非洲进口原油数量达6781. 88万吨，同比增长5.23%；但进口金额为214. 36亿美元，同比下降18. 4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非洲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增长20. 8%，反映出非洲加工制造能力有所提升。
二、中非贸易变动的原因分析
对于半数国家仍处于低收入和脆弱经济体的非洲大陆而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能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所受的冲击是非常严重和持久的。特别是原油出口国和资源富集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恶化、外汇支付能力不足等，是导致中非贸易下滑的主要因素。但与此同时，非洲东部和西部中小型经济体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对经济的掌控力，也为中非贸易注入一股新鲜动力。
（一）国际能矿产品价格波动导致非洲资源富集国的市场收缩
如前所述，中非贸易的剧烈下降主要集中于传统资源富集型大国。由于其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能源资源，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出口下降和经济下滑，并导致外国投资撤离，公共投资大幅削减，国内消费品、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收缩。
根据IMF在2016年10月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景展望》，2016年，撒南非洲GDP平均增长2. 0%，但石油出口国GDP平均增速仅为0. 1%。大宗商品市场前景不明还导致外商投资陷入停滞和倒退。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非洲2016年吸收FDI同比减少5%，降至510亿美元。其中，尼日利亚吸收外资为9年来最低，下滑近54%；莫桑比克吸收外资降至30亿美元，减少11%。
经济下滑还导致基建预算收缩和基建速度放缓。根据德勤公司2016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仅为286项，总金额3240亿美元，比2015年下降500多亿美元。在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采取的收紧预算、压缩投资等政策，导致大批工程建设项目下马，在建项目资金延迟拨付情况非常严重。受此影响，中国建筑相关设备和商品的出口金额有所回落。
（二）多国货币贬值和外汇管制使中国企业出口收汇风险加大
贸易条件恶化和逆差扩大，导致非洲很多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本就短缺的外汇储备剧减。据IMF统计，自2014年以来，非洲石油出口国每年需动用相当于其GDP总值1. 5%的外汇储备，方能弥补三分之二的经常账户逆差。外储大量减少使非洲多国，特别是资源富集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根据IMF在2016年8月的最新观察，安哥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8%，是2015年初的5倍之多；莫桑比克通胀率约23%，是2015年初的十多倍；尼日利亚通胀率17%，是2015年初的约两倍。与之相适应的是所在国货币的急剧贬值。如2016年，尼日利亚奈拉、莫桑比克梅蒂卡尔和安哥拉宽扎贬值幅度分别达到37%、33. 2%和18. 9%。在这种情况下，为抑制外汇流出，非洲多国出台外汇管制措施限制兑换美元，导致中国企业的货物出口后，进口商无法以美元外汇支付，很多交易只能以易货贸易进行简单结算。因此，相较欧美等稳定成熟的市场，中国企业对非洲新兴市场的出口意愿有所下降。
此外，长期持续的高温干旱现象对于东部和南部非洲影响严重，尼日利亚疟疾爆发，利比亚等国政局依然动荡，埃及、南非、乌干达等国贸易壁垒频发等因素，也对中非贸易产生一定不良影响。
（三）东非和部分西非国家经济平稳增长确保中非贸易持续发展
2016年，在与传统资源富集国的贸易大幅下降的同时，中国与东非和西非部分中小型经济体的贸易状况向好。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来这些国家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致力于经济多元化的发展，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据IMF估计，2016年东非共同体5国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8国GDP增速分别为6. 1%和6.3%，是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当中成长最快的两大集团。此外，与资源富集国通货膨胀高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物价也保持平稳。2016年，肯尼亚的通胀率保持在5%~6%之间，乌干达的通胀率由上年的约5%降至1%左右，塞内加尔的通胀率则降至0以下。良好的政府治理、明确的发展方略和有力的调控手段，确保了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非多方位经贸合作的加深助力发挥非洲贸易潜力
2016年，在全球资本流动大幅下滑、非洲吸引外资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仍然实现快速增长，显示出中非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1 -10月，中国企业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增长31%，金额超过25亿美元。其中，对经济增长较快的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速超过100%。
中非投资合作的加深对于双边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起到很大助推作用，同时也极大带动了项目周边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开发了非洲国家的资源潜力。以几内亚为例，该国拥有全球已探明铝土矿储量的四分之一，但长期以来这一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2014年，由魏桥创业集团与新加坡韦立集团、烟台港集团、几内亚UMS集团组成的企业联合体开始在博凯地区投资建设矿区和港口基础设施，开拓海外货运航线。到2016年，项目二期扩建工程完成，几内亚当年向中国出口铝土矿1190.7万吨，占中国铝土矿进口总量的55. 9%，一跃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中国第二大铝土矿进口国和世界第二大铝土矿生产国。
三、进一步发展中非贸易的
政策建议
2017年，非洲仍将面临汇率波动、财政疲软、货币贬值、粮食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和南非等地区大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压力，将把其风险传导至金融分支机构所在国家。此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将可能导致对非援助规模缩减，从而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产生不利影响。根据IMF预计，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将在2. 9%左右，高于2016年，但远低于之前年份。因此，中国政府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中非经贸合作将难有起色。相关建议如下：
（一）强化中非制度合作
1．尽快完善和升级中非间的经贸协定
目前，中国仅与非洲34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其中仅17个生效，而与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重要的经贸伙伴从未签署），与13国签署双边税收协定（其中11个生效）。多数协定签署时间很早，协定内容较为原则、宽泛，条款也比较简单，很多内容无法适应当前形势，无法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有力保障。相比而言，西方国家近年来就特别注重与非洲签署制度化的经贸协定。如德国已与非洲国家签署42个双边投资协定和3个已签订未生效的投资协定；加拿大在2013年以来与十几个非洲国家完成或进行外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的谈判。美国也重新开始与加纳及东非共同体进行探索性的投资协定商讨，并与毛里求斯谈判高标准的投资协定。与之相比，中非制度合作的滞后极大压缩了中非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空间，建议未来，以《联合国贸发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双边投资协定模板》等相关国际法为基础，尽快开展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经贸协定签署和更新工作。
2．适时启动与非洲重点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区域贸易协定( RTA)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制度约定，能够极大促进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目前，非洲国家对于商签互惠性质的自贸协定顾虑很多，主要是担心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入会对当地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建议未来可参考欧盟与日本经验，如先通过援助和单方给惠的优惠贸易安排，增强非洲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然后再通过协议的定期更新，逐步取消单方给惠措施，发展至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同时，考虑扩大传统区域贸易协定的范围，将服务贸易、发展援助等中国具备优势和出价能力的领域囊括进去，增强贸易协定谈判对非洲国家的吸引力。在谈判对象的选择上，由于非洲地区组织众多但内部协调和执行力有限，短期内不宜启动与非洲区域组织的相关协定谈判。建议择机开展与经济发展前景好、具有地区影响力的重点国家，如埃及、肯尼亚等，或者在金砖国家层面开展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3．创新中非合作论坛的组织形式
自2000年创立至今，中非合作论坛获得极大的国际影响力，也深受非洲国家的欢迎。但由于缺乏机制性的建设和安排，非洲国家对于论坛举措的参与程度、论坛成果的认知落实、本国／本地区经贸政策与论坛举措的配合程度等都有待提高；同时，论坛后续行动也主要由国家部委层面负责，地方政府难以参与。建议未来进一步提升非洲国家在论坛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明晰论坛举措落实的途径和非洲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并及时做好对非解读和宣介工作；下放中非合作论坛的组织权利，鼓励浙江、广东、山东等对非经贸合作密切的省份组织论坛，并支持非洲参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对地方产业和园区进行实地考察，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主动性和合作空间，创新中非政府间沟通合作交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层级的，覆盖不同产业的分论坛。
4．调整驻外经商机构人员选拔方式
调整目前驻外经商机构人员主要在商务系统内部选拔的方式，扩大选拔范围。如考虑从那些对非经贸合作规模大、效益好、在非洲国家口碑效应强的中资企业的管理层中进行选拔，他们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知识，更注重非洲当地的市场信息和供需对接，能为驻在国的产业发展、企业运营和人员培养提供更切实、可操作的建议，在与非洲政府官员打交道也能提出更明确和有针对性的要求，对促进中非贸易的发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二）加强对非促贸援助
非洲是我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但目前的援助手段和方向主要是应受援国要求而进行的，缺乏主动性和系统性，也缺乏与贸易、投资等政策的整合和配合，难以形成合力。未来，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援助与贸易的衔接和配合，更好发挥援助资金的功效。
1．重视非洲企业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集中支持非洲重点国家和地区在港口、道路、经贸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前期可研；在非洲企业技术引进和先进设备进口方面开展积极的推介、比较和引导；在员工技能和管理能力方面加强培训和交流；以及强化贸易标准和检测标准输出等。例如，针对很多国家对我国市场依赖程度加深，但产品质量不过关，检测设备、机构不足或重复检测的情况，借鉴美国企业在我国输出UL实验室的做法（我国很多产品对美国出口时，美国商务部只承认本土实验室境外分支机构的检测和认证结果），重点对加纳、埃塞俄比亚等对我农产品出口较多的国家，以及苏丹、赞比亚等对我国矿石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在实验室建造、检测设备援助、检测人员培训、技术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并在检测和认证过程中推广我国的标准、制度和技术。
2．帮助非洲国家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
借鉴美国经验，通过建立标准联盟等形式，帮助非洲国家适应全球认可的产品标准和规范，简化其贸易进出口监管流程。以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为模板，以埃及、南非等国为试点，在非洲开展跨区域口岸通关和便利运输协作机制，推动中国与试点国家贸易、物流等相关电子数据的互联互通，建设集聚各节点应用为一体的中非贸易单一窗口。
3．加强对非洲政策规划的软援助
加强对非洲国家在政策和规划制定、信息数据收集等方面的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开展资源勘查和政策规划；加大同非洲国家在贸易和工业政策规划方面的交流；搭建信息平台帮助非洲企业了解国际市场变动趋势与中国市场需求，助力非洲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此外，还应以免除非洲国家到期债务为契机，探讨在非洲实行债转股的可能性，以增强我国在非影响力和对重要资源的掌控能力。
（三）构建自非进口战略
1．加强非洲重要战略资源进口
一是尽可能与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建立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完善对话交流机制，使其真正认识到对华能源合作对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增强其参与能源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在贸易环节，进一步调低自非洲资源产品进口关税甚至实施零关税进口，适当增设短缺资源进口商品的进口税则号，对部分短缺资源性产品进口环节增值税实施梯度优惠政策；对包括镍、铬、铀、钼、钛、铌、钽矿砂等重要资源型产品的进口给予贴息支持。
三是深化中非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通过转移支付和安排专项国债支出等优惠政策，补助和帮助企业在非洲开矿；同时，安排专项资金加快稀缺资源的国际贸易物流、运输设施网络建设。探索与西方国家在非建立能源合资企业，构建跨国能源产业链，加强能源开发的深度合作。
2．进一步向非洲中低收入国家产品开放市场
增加非洲国家在优惠关税产品清单设计中的互动性，拓展零关税产品的税号和可享受优惠待遇的国家范围。合理设计原产地标准，确保非洲国家切实享受到贸易优惠利益；制定毕业条款，预先设定我国优惠安排的灵活退出机制，以确保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获得。需要注意，对非洲国家的单方面给惠措施与WTO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不符，因此需上报WTO获得豁免，或通过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方可执行。
3．提升非洲国家贸易能力
以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了解和达到国际卫生检验检疫标准、改进非洲内部农产品贸易、改进内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应用电子商务、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
（四）促进对非出口增长
1．提升对非出口产品质量
当前非洲国家日益重视进口商品的质量，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政府通过颁布货物认证评估方案、强化对出口商货物质量的证明文件和标签要求等，来保证进口货物的质量。未来，中国政府应努力提升对非出口的产品质量。一是引导对非出口企业重视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强化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指导对非出口主要产品的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加强与平台企业（如淘宝网、京东全球购等）信用信息共享，定期发布对非出口优质企业名录和对应的劣质产品生产企业黑名单。三是加强与非洲国家在海关、质检、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合作，商签和落实有关合作协定，促进符合标准的优质产品对非出口。
2．搭建对非贸易服务平台
由商务部或对非经贸合作程度较深的省份（如广东省）政府牵头，委托网络信息公司建设对非贸易信息集成服务平台。平台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国别风险预警，主要是及时跟踪非洲国家的贸易政策、产业环境，特别是可能出台的相关外汇管制措施及税务政策信息。帮助企业预警汇率波动风险，加强收汇跟踪，避免意外违规等问题。平台的另一主要功能是商品交易和附加服务。由中国企业在平台上发布商品（主要是适合非洲需求的日用品、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等）描述、图片和价格等信息，并利用政府部门的权威与信誉，为非洲贸易商采购中国商品提供咨询、代理采购发货、代看厂、代验货等多种服务。
（五）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在大力提振货物贸易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中非间电子商务、中医药、旅游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在电子商务合作方面，鼓励企业投资非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加强贸易信息及交易服务平台及在非洲的海外仓、国际运输网络建设。在中医药服务贸易方面，加大对非宣传力度，在非洲各国的电视台、电台播放中医药视频、讲解；将中医药作为重点工作纳入对非多双边谈判中，扩大非洲国家对中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准入范围及降低其准入门槛，推动对方认可中药药品和中医服务的合法地位。在旅游合作方面，通过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增开航线、合拍影视剧、互派演艺团体等方式，推动与埃及等国打造文明古国旅游圈，与肯尼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等国打造原始生态旅游圈。同时还要注重推动旅游签证和短期商务签证的程序简化，便利双方民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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