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近年来对近代史的至少有一个重要贡献，即突破了“冲击——反应”模式。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的内部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个线索，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解释中国近代发生的事情。寻找中国内部能动因素，也就突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以及“西欧中心主义”。无疑会给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带来有益的结果。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包括上化。的民主化、新的国家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建立等诸方面。一篇短文不能不限定自己的范围，本文限于讨论经济方面。
19世纪后半期中国新式工业的创建，可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迈入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这种萌动以及当时的所谓西学，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结果。但不完全是这样。它的出现和，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而辛亥革命以后的道路，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一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西欧中心主义），而要走它的道路；这是晚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成果。熊彼特把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英国产业革命结束在1842 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为“蒸汽和钢铁时代”。这两个年份恰巧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左右；利用这种巧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特征：这时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然而，纺织工业后来却成为中国唯一略有发展的工业。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机船矿路”路线失败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
当时“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两者都是追赶时代的工业。以造枪而论，1830年以后，西方就通用前膛来复线枪了，上海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才仿制这种枪，晚于西方37年。1865年以后，西方已用后膛枪，江南局于1884年仿造林明敦式后膛枪，晚于西方20年。1880年以后，西方已用连发式毛瑟枪，江南局于1893年试制成每分钟22――25发的快利枪，晚13年。1890年以后，西方已用小口径步枪，湖北枪炮厂于1896年造成10响小口径毛瑟枪，晚6年。亦步亦趋，差强人意。同时，江南制造局还生产了大量各式机床和各种作业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机械师和技术工人，翻译出版了不少技术书籍，为以后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外国资本在中国建厂比中国人自建近代化工厂早15年，但外国资本不开设专业机器厂，因为向中国输进兵器和机器是洋行的一大业务，他们不必自我“替代”。他们也毋需培养技术人材，而是培养买办。在这里，资本输出没有给中国带来“模仿效应”，更谈不上“技术转移”。
再看船。福州造船厂自1869年起在法国人主持下造了15艘轮船，都是木壳船。1874年外国技师撤退，全由中国人主持，才开．始追赶。1877年首次造成威远号铁胁船，比英国首造瓦立耳号铁胁船晚16年。1883年首造开济号铁胁巡洋舰，比英国首造愕拍尔号铁胁巡洋舰晚8年。1888年首造龙威号钢甲船，比所仿制的法国柯袭德号晚３年。福州船政学堂和选派出洋留学生培养的造船、驾驶人材比江南制造局尤有成绩。
和机器不同，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有耶松、祥生大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八十年代，这些中外船厂都有造2000吨级轮船的能力，20世纪初升到万吨级。但是，它们造船的路线不同。外国厂造船，照例是从国外进口轮机、锅炉等，在上海配造船体。这是因为，在中国制造轮机成本要加倍，并且，进口机件原是外商的本业。中国人的打算完全不同。从四十年代了拱臣造轮船模型起，1862年华衡芳等为曾国藩造黄鹊号，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造小火轮，就都是自造轮机，以使“洋人之智巧中国人亦能为之”。左宗棠在1866年创办福州政局时就说：“轮船一局，实为习造轮机而设”。福州局于1870年开始造单膨胀蒸汽轮机，1876年开始造复式轮机（康邦机），在当时已是新式的了。
中国的机器厂和船厂虽做出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基础工业，所需钢材、钢配件、铜料以至船用木料都需依赖进口，制造成本要比购买外国成品高得多。造机不如买机，造船不如买船。加以在官僚体制下，管理腐败，不能正常生产，甲午战争后即陷于停滞。追赶路线终于败于进口路线。
当时所谓“矿”，主要是煤矿；“路”指铁路。第一个用新法开采的矿是1878年投产的基隆煤矿，而最成功的是1881年投产的开平煤矿，它生产日盛，已在北方市场上排除了进口洋煤，盈利甚丰。到1900年中国已有约30个机械开采的煤矿，都是中国人自办，大部分是民营。铁路是外国人首办的，即18％年的吴淤铁路。但那是一条长仅18公里的2.5英尺轨距的轻磅轨小铁路，不供货运，一年后拆除。第一条实用铁路是１８８０年李鸿章修建的唐山至骨各庄铁路，同时由青各庄车厂造出第一台D－3－0型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截至1900年，中国人已修建了1066公里的铁路，都是用4英尺8英寸半标准轨距和85磅标准钢轨，具有近代化功能。
在中国机械采矿和修建铁路22－25年之后，出现了外国资本的煤矿和铁路，并立即打败了中国资本。这是因为，西方（这时包括日本）是通过一场西方称为“让与权之战”（Battle forconcession）取得采矿权和铁路权的，以武力为后盾。从经济上说，外国投资的矿，大都是中国资本已经开采略有成效的矿，外人加人资本，并取得管理权。采矿是风险事业，这种办法最为得计。最早是1900年．的开平煤矿和1902年的抚顺烟台煤矿，前者是由英军占领矿区，然后强迫中国人将开平“卖”给英国公司；后者则俄国只派出40名俄国兵，就完成了与中国矿主的“合作”。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已有500万吨，其中440万吨是开平、抚顺等外国资本控制的七大矿生产的。同年，中国已有9292公里铁路，其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
外国人修建铁路理所当然用进口的钢轨和机件，而在1900年以前中国自建铁路时，就在“机”“船”之外更突出了缺乏钢铁。西方资本不在中国设钢铁厂，道理很简单，他们是钢铁输出国，1881－1891年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直到1919年，缺铁资源的日本才在鞍山制铁，那已是中国自办近代钢铁事业30年以后的事了。
1889年，在山峦起伏的贵州省首先出现了高炉和贝色麻炉，即青骤铁厂。该厂不用洋技师，日出生铁20吨；创办人潘露竟因此积劳致死，该厂也夭折。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和汉阳铁厂。天津厂毁于八国联军炮火，汉阳厂则发展成为当时东亚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历时9载，耗资500万两，誉少毁多。但他是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创办钢铁事业，走先炼钢、后修路的路线。1889年他给李鸿章的电报说：“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间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这使我们想起前述熊彼特的“钢铁时代”，张之洞可谓不自觉地捉捕到时代脉搏。李鸿章却无此感，他复电说：炼钢“岂能各省同开”，又说：日本铁路日增，“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的确，日本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才出铁，比汉阳晚7年。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2.8万吨；这点产量在世界上无足挂齿，但已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4/5，以后一个时期并超过进口量。但是，汉阳厂并未能成为进口替代工业，由于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它的产品须低价供给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工业化服务。最后，汉阳厂亏累不堪，全面停顿。
上述这些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尽管是失败的结果。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不过我不拟在这方面多作探讨，而转到另一个具体内部因素，即传统经济中手工业的发展。
二
西欧的工业化，有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1500－1750年）。实际上，那时的工场手工业并非十分普遍，但马克思称之为“时代”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指出其重要意义。在这种经济中，尽管生产力还是手工的，生产关系则已是资本主义的了。那时的西欧，和19世纪的中国一样，所谓近代化，就是破除封建障碍，实现资本主义化。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出现在这个时代。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发展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近代理论就是这时出现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
中国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这是中国工业化迟缓的一个原因。但中国也自16世纪就有手工工厂出现，只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点，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鸦片战争后，洋货人侵，中国传统手工业受到摧残，但不象通常想象那样都成了机器大工业的牺牲品。我们考察了40个传统手工行业（不包括品行业），发现受摧残的主要是手纺纱、土钢、上针、瑞布、上烛、制靛、刨烟丝、木版印刷八个行业，其余都能维持，多数并有发展，尤其是向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发展。到２０世纪初期，这些传统行业中都有工场手工业形式了，并且，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手工工厂发展最快的时期，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鸦片战争后，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如火柴、制洋皂、制西药、铅石印刷、搪瓷、织袜、毛巾、油漆、化装品等。它们都是原来中国没有的，堪称近代工业；但引进后，却是改用手工生产，大部分是手工工厂。又因外贸出口，出现了一批新的加工工业，如肠衣、猪繁、地毯、花边、草帽、发网等；它们或是手工工厂，或是散工制。
这样，我估算在1920年左右，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的产值，比之官办的、民办的和外国资本经营的机器大工业的产值加起来，还稍大一些。因而，它们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办工业，都是从国外引进整套设备。但是，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仍是先用中国式的泥坞手工操作，然后机械化；上海第一家外商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第一家官办工厂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初建也是手工工厂，以后添置机器；其后上海的洋炮局也是这样。早期的民营机器厂，大半是从打铁作坊发展而来，一些有名的大厂如周恒顺等，也是这样。它们先添置一两台手摇或足踏机床，经营有利，再添设蒸汽动力。
在其他行业中，如由手摇丝车到足踏丝车、汽喉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由手摇轧花车到足踏车、足踏皮辊车再到蒸汽动力齿轮轧花车；由木槽楔人油榨到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动力压力油榨；由畜力石磨到火轮石磨、再到电力钢磨；由投梭织机到手拉织机、足踏铁轮织机再到电力织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1886年设立的宁波通久轧花厂，有40台足踏轧花机，1888年添装了蒸汽动力，积累资本，购进纺纱机，1896年成为有17000锭的通久源纱厂。不过，在纺纱业中，这只是特例。而在矿业中，就变成通例了。绝大部分机械化的煤矿都是由手工煤窑转化而来，它们先是添置蒸汽动力吸水机，积累资本，再添置上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金属矿也是这样，先添置几架蒸汽动力的铁杆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
出口主导型的缎丝工业也有类似情况。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人、法国人即在上海创办过机器丝厂，都因与内地原料市场脱节而失败。广东陈启源，立足于本土，利用岭南多造蚕的优势，经过短期汽喉手工工厂的过渡，建立小型为主的机器丝厂，到19世纪末发展到百余家。浙江商人，利用湖丝的传统市场，从改良土丝人手（左旋丝），在上海建立大型机器丝厂，也获得了立足点。而其进一步发展，是无锡商人利用当地桑茧业优势，在20世纪初完成的。无锡丝厂的发展得利于工农业结合，并最早改良蚕种、推进了无锡地区农业和农业生产结构的发展。
不过，在二三十年代国际市场的竞争上，中国丝仍然败北。可是，象织绸业这种完全中国传统的工业，仍然能保持比较好的优势，它自力更生，发展出象美亚绸厂这种颇为先进的工厂。这是因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即掌握有领先的丝织造工艺，直到现在，日本的西阵丝织业还向中国进口提花机的打孔纸带（类似机的软件）。在悠久的中国工艺历史中，类似的因素还大有存在。
中国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这是中国的不幸。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这条近代化的道路，即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仍是存在的。乃至在引进某些新工业时，还得回到手工工厂，作为补课。到三十年代，由于电力稍见普及，过渡加速，工场手工业的比重降低了。同时我们看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之间，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工业之间，不仅有互相排斥的作用，还有互补作用。手工业中看来是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进步的力量，因为它包含有能动因素，能够推动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成为工业近代化的积极因素。研究中国工业的近代化，显然不能只着眼于那些大烟囱工厂。同时，那种把传统经济和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缺乏辩证思考，也是非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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