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本土化”特征分析
一、“淮桔成枳”的变异在对转型时期的改革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当通过“国外引入”路径方式将外国很成功的经济组织形式或制度方式“移植”到国内后，在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和“淮桔成枳”现象。
（一）市场化改革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权力大规模地介入国家资源配置，从而形成了我国“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最主要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
（二）股份制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
本来，股份制是制度的一种成功的组织形式，中国选择它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明智之举。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却出现了“淮桔成枳”现象。
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后，政府由“上级主管”摇身一变而成为“一股独大”的股东，可是它同国有企业的关系却并未由此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因为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惯常做法是将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改变为控股公司，改其行政功能为经济功能，由控股公司负起下属国有企业的保值和增值的责任。控股公司上要对国家行政部门负责，要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下要负责其下属企业的负责人的任免、经营方针的制定、资产的处置，并且要与上属企业通过讨价还价来制定年度利润指标。控股公司的这种功能，被人们戏称为“婆婆加老板”。
因此，控股公司实际上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翻牌公司”，其对国有企业实行的行政干预同以往行政部门的干预并无本质区别。而且，股份制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国家所有权虚置和全民所有制缺位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软预算约束。这种“翻牌的股份制公司”管理机制未变，经营班子的产生依旧，其往往在将筹集来的资金用完后，又再次陷入与国有企业类似的困境。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与世界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极不规范，不仅机制转换不到位，股权设置不合理，而且法人治理结构也不完善。一些所谓的“股份制公司”只不过是模仿国外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一番内部调整，换了一块牌子而已，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差着实太远。
（三）证券市场中的“中国特色”
证券市场的建立本来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和逻辑结果，其所交易的商品事实上是一种收益的权利，因此证券交易必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关系的明晰为前提，市场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证券市场的客体是一种权利，所以证券市场对产权关系十分敏感。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证券市场的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种种不规范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是一种“先天不足”，即缺乏一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股市也象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一样，只能“种瓜得豆”，成为改革的“畸形儿”。
1.关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为国企筹资”，即股市的存在，就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提供筹资渠道。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危机。
2.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都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原有的治理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再加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导致在上市公司中，经理层既可以作为国家股的代表不理会小股东的意见，又可以作为“内部人”不理会国家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从而即可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又可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状况下，国有企业上市并不能有效地增强产权约束，促进其真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股市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是一个“圈钱”的场所，并未起到对上市公司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和政府的“父爱主义”在股市中进一步表现和显露出来。
3.关于中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暴涨暴跌在中国股市上，机构大户运用各种手法连手操纵股价，恶炒个股，使股价暴涨暴跌的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各种股市操作的不规范加上政府的行政干预，又造成股指波幅巨大。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过度投机行为所造就的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机制已经形成。
无论股指是暴涨还是暴跌，都会产生极大危害。股指暴涨，往往会造成股市的高市盈率和泡沫成份，这种高市盈率并非建立在公司的高成长基础之上，股价缺乏企业业绩支撑，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价全面下跌，股市泡沫随之破灭。股指暴跌，成交量急剧萎缩，市场中资金流通渠道被堵塞，大量资金被套牢，这往往会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并由此波及到整个经济。由股灾引起的银行危机，并导致经济大萧条，在上不乏先例。
二、转型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本土化”特征分析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淮桔成枳”现象，迫使我们必须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本土化”特征作出全面、深刻的剖析。
转型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从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至今，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余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地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巧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
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中进行改革与发展，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实验，因而也潜伏着最大风险性。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从一定意义上看，增加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难度。形象地讲，中国如同一个质量极大且分布不均衡的系统，具有极大的惯性，难以启动，一旦呈高速运动时，又难以稳定下来，即使稳定下来也需要花很大代价。由于具有不平衡特征，如有外部干扰冲击与系统内固有频率（如不稳定因素）相接近时，就会导致系统不稳定甚至毁灭性破坏。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改革的模式只能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偏差”，又都是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本土化”特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级政权组织并存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
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是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政府主要是充当守夜人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指导性的政府和一个效率高、规模相对小的政府。概言之，应当是“大市场（大社会）、小政府”。然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本土化”特征。
我国政府的组织结构有点类似于金字塔形状，这个金字塔是由若干个相互交叠的金字塔组成的。从最基层的乡一级政府到中央政府的国务院，政权组织多达五级，而每一级政府组织手中都无一例外地掌握着重要资源和稀缺资源的配置权。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政权组织体系的存在，加大了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与体制转型的难度。
首先，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其职能转变极其艰难。当国有经济过分膨胀，国有化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由于政府越来越广泛地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政府超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活动的限制，创造随意操纵市场法则的环境和条件，这就阻碍了与竞争活动相联系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这种过多的干预在经济上会造成浪费和低效率，在上会导致专制和独裁。
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政府等于企业，政府等于市场，政府职能覆盖着几乎一切经济领域。市场导向的改革虽说带来了我国政府机构的多次改革与调整，然而却出现了“机构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怪圈，机构膨胀速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第一的大政府。政府职能并未顺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进行转变，相反却表现出一种“极不情愿”与自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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