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
; 提要：本文通过19世纪60年代"同治银币"方案的提出这一具体史实，对英国政府、英占香港当局和政府三方在币制上的不同考量，即对英国实行金镑制，中国实行银两制而香港当局在二者之外实行银元制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根据、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分别加以。特别着重说明香港独立实行银元制的成功和它对、地理各方面条件的顺应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中国清王朝对币制改革的抵制和长期币制混乱之所由来。这种混乱的局面，可以说，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币的出台，才最终加以结束。关键词：金镑制 银元制 银两制
不久以前，作者收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钱币分馆(Department of Co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高利辰(Joe Cribb)先生惠赠他所编著的一部大型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前英国殖民政府和汇丰银行发行的各种货币的历史图谱。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①a它搜集了香港汇丰银行货币收藏处②a历年收集的、在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各口岸发行的各种货币。在这里，高利辰先生除了对每幅图录作了详尽的说明以外，还对中国的货币沿革、特别是中国银两和外国输入中国的各种银元以及国内自铸银元的历史，作了系统而扼要的叙述。其中有许多货币可能是第一次公诸于世的。本文所要介绍的"同治银币"，就是其中之一。
"同治银币"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而拟定的名称。它指的是清朝同治年间，英国本国政府和香港殖民地当局为了统一香港和中国币制在进行活动中所设计的多种银币。但是所有的"同治银币"并没有正式发行和流通。它的出世，只是昙花一现。从它的看，可以说是十分微末。毋足轻重，不值一提。那么，为什么我单单要挑出这个没有发行、并无实际影响的银币来加以介绍呢?是不是有点出于猎奇的动机呢?应该承认，有关"同治银币"的图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过去自己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对此作一些介绍，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短稿的动机之一。但是我之所以起意作一点介绍，正如本文的标题所示，是想通过"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和夭折这一件具体的事实，说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写这样一段短短的叙述和分析，多少有一点见微知著的目的在内。如果"微"是指"同治银币"的影响，那么，这个"著"，我以为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一
"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6-1867年间，也就是同治皇帝登基以后五、六年的光景。主其事者，先是香港殖民当局通过北京英国使馆的引荐而进行的试探；后是英国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是当时使馆汉文正使，后来为中国大名鼎鼎的威妥玛(Thomas F．Wade)。
香港英国当局的活动，开始于1866年。这一年的5月7日，经过两年半筹备的香港铸币厂正式开工。工厂除了铸造在香港一地流通的银元和辅币以外，还开始试制以银两为单位的银币。开工3个月，就试制出来这种银币的样品，8月20日，通过北京的英国使馆，这种样品就选到了清朝政府的面前，并且主动作出继续提供这一项服务的表示①b。但是这个要求，立刻受到清廷的拒绝。银币的设计图案是个什么样子，到现在也不得而知。
然而香港当局并不死心。就在这年年终之际，他们又炮制了两套银币图案，并制成样品银币，再一次送到北京。这两套图案，都出现在高利辰先生的谱录中。第一套正面是"纹银壹两"四个中文字居中，周围是字"One Tael．Hongkong．1867②b"；第二套将"纹银壹两"改为"上海③b壹两"，并摆在四周，中间换成象征清王朝的一条盘起来的蟠龙。两种钱币的另一面，一个铸有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头像；一个铸上了英国皇家的甲胄和勋章。样式如下：④
b可以看出，这两套图案，都表明有迎合清王朝心理的动机在内。它们都以中文标明单位是银两，"这是要与中国的货币体系保持一致，希望中国人更愿意接受"。而第二套将"纹银"改为"上海"，更表明这是中国的货币。至于巨龙的设计，更是为了取得清王朝的好感和认同。而设计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和英国皇家的甲胄勋章，虽然有取得"中英平衡"的因素在内，但也可能理解为中英亲近和合作的表示。总之，两套设计都是力图"说服中国政府使用这家铸币厂的产品的"。⑤b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仍然是这一企图的失败。
尽管香港铸币厂出师不利，英国的后续行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前面已经提过．这一次是北京英国公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人物是它的汉文正使威妥玛。威妥玛这个人，对中国近代外交史者而言，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一个善于揣摸对方心理的交涉者。他既善于以此威胁清廷，又善于以此迎合清廷。也就是说，在好威胁的场合，就出之以威胁；在不好威胁的地方，则出之以迎合。
他在1876年代表英国政府为马嘉理事件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时，在提出许多要求之中．有一条是中国皇帝下的谕旨，凡遇到"英国"二字时，必须抬头，"如不抬头，即为轻谩英国"。①c这一要求是清朝皇帝所最忌讳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过是借此给清朝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达到他真正需要达到的目的。在以后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并没有这一要求的条款。但在第一端第六条中，却暗含此意，保持着威胁态势。②b也就是说，他善于使用威胁的手段。
同样，为了达到他所需要达到的目的，他也善于使出迎合的手段。眼前他所设计的银币图案，就是一例。拿威妥玛和香港铸币厂设计的两个图案一比，就一目了然。
首先，他取消了原设计中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也取消了英国皇家的甲胄和勋章的图案。一边倒，不要"平衡"。其次，他取消了银币上所有的英文字码，使银币上是清一色的汉字。甚至行文的由右及左或由左及右，也表明他注意到了中国的行文习惯。第三，在取消女王头像和皇家甲胄勋章的图案以后，换上了双龙和八卦的图像。这是对清王朝最明显、最直接的迎合。(参阅下图)③c
尽管如此，威妥玛的计划，最终也没有得到清廷认同。这不但使这个计划从此束之高阁，而且也使成立不到两年的香港铸币厂，由于少了这一笔满怀希望的生意而亏折，不得不停产关张，最终全部机器卖给了日本。④c
威妥玛之所以如此费尽心机地迎合清王朝，首先是为了英国在华势力的利益。为了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从事这种贸易的英国商人要求有一个"能通行全中国各行各业的、可信赖的通货"，以取代换算复杂的银两制度。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会主动改变那种落后的银两制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野上下主动由政府铸造银币的酝酿时，他们还没有从以前遭受的挫折中醒过来。在威妥玛计划碰壁之后不到十年，上海英国商人就对中国建立铸币厂的议论，来了一个180°的转变。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为替中国政府铸造银元，完全没有必要。这时他们只想"英国造币厂发行的银元能够进入它所能进入的各个港口通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诱使中国政府把它推广到中国内地使用。"而对"由中国政府建立造币厂，或在中国政府管理下的造币厂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法定铸币的任何建议"，都"不认为是适当的"。①d
当然，应该看到，外国商人的这种转变，是在中国政府不能"改变交易媒介混乱"的条件下。在这一点上，高利辰先生特别指出："通常人们都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反对这一上海银两，乃由于它是英国人设计的。但实际上只是中国政府在此时对铸造银币不感兴趣"。②d清王朝对"英国人的设计"，不能说没有一点警惕。也就是不能完全"主随客便"。③d但是，从根子上说，清王朝"不感兴趣"，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从历史的实际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中国货币的流通上，用银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记载中的银饼、银锭、银铤、银豆、元宝、锞子等等，都是银币的名称。它是有别于当时外国流行的银元，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银元，是来自国外的舶来品。开始于15世纪末的银元流通，一是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二是来自与澳门葡萄牙商人有交往的日本。这方面的情况，过去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人们都已熟悉，这里就不去多说。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种条件下，对入主中国的满清而言，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很自然地被看成是不合"祖宗成法"的"夷钱"。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833年，一位有心放眼看世界的先进者林则徐，在他的请自铸银元的奏疏中，不得不拐弯抹角地说：这是"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不敢明言"摹仿夷钱"，改变"祖宗成法"，自取罪戾。④d尽管如此，他的主张还是被户部"议驳不行"，并且获得了道光皇帝"太变成法、不成事体"的指斥⑤d。
当然，对清王朝而言，也有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政策的一面。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各省地方公铸和私铸银元的活动，逐渐多了起来。到了19世纪末叶，的激烈变动，逼着清王朝不变也得变。当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厂用机器自铸银元上市，"与洋银一同行使"时，朝廷中与社会上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了。进入20世纪以后，在外国的压力下，清王朝在辛丑和约的中英后续商约交涉中，终于同意"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⑥d中西矛盾，暂时趋于统一。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