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的需求效应
本文试图运用消费者行为，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探讨FDI 对资本需求所产生的，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讨论中国吸引FDI 的总效应、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我们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讨论中国吸引FDI 所产生的效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从理论上讲，通过建立生产函数，借助于相关的统计资料，如GDP 数据、按资金来源和构成划分的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一般回归，只能得悉进入生产系列的内资与外资在GDP 构成中的贡献份额，而对FDI 在影响内资是否进入生产环节及其运用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得而知的。现实中，由于政府部门及理论界存在着对FDI 的过高期望而格外青睐FDI ，以至于出现“内资外资化”的现象，即大量内资通过一些途径向国外转移，之后又以外资的身份进入中国大陆。同时，中国居民的存款大量滞留于银行系统，投资需求不足，给银行机构形成极大的利息支付负担。中国吸引FDI 效应的消费行为分析在消费者行为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是当消费物品价格变化时，需求量如何变化。我们的模型依据价格变动的希克斯分析法。希克斯分析法认为，价格变动对消费者产生的总效应（TE）可分解成替代效应（SE）和收入效应（IE）。
在商品价格变动的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与价格变动的方向相反，即替代效应的结果恒为负值；收入效应则因商品类别相异，其结果要相对复杂一些：正常品的收入效应也与价格变动的方向相反，为负值；劣等品的收入效应则与价格变动的方向相同，为正值。因此，商品价格变动的总效应要根据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方向及大小而定。当替代效应绝对值小于收入效应的绝对值时，总效应的方向将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同，形成吉芬商品。
当我们讨论中国吸引FDI 的资本需求效应时，消费者理论原理为我们确立了基本分析框架。因为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降低反映内资价格的存贷款利率，而基本上保持着反映外资价格的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一点为我们在建立模型时确定资本价格的变动方向及其对资本需求的影响找到了比较符合理论分析的现实基础。
一方面，当我们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价格变动与需求变化的希克斯原理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价格变动对吸引FDI 的效应时，我们据此可以把内资（Kd）价格看成是下降的，而把外资（Kf）价格看成是不变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引入希克斯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使用外资与内资两种资本的效用分析模型。
另一方面，当运用希克斯原理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了如下现象：中国“内资外资化”、居民的储蓄水平在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不断下降时不降反升，各级地方政府把吸引外资当作政绩考核指标形成所谓“一票否决”。这无疑意味着内资的价格下降所引起的对资本需求的收入效应是负的而不是正的，因而内资在中国的资本需求中属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低等品或“劣质品”。
从需求理论方面的数学表达式来看，总效应、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斯卢茨基方程中。根据斯卢茨基方程中的替代效应定义，在资本消费束为（Kd，Kf）条件下，如果价格是（Pd，Pf），那么消费者随调整作出的选择将取决于（Pd，Pf）和（Kd，Kf）。这种叫做资本Kd的斯卢茨基需求函数，记为：KSd （Pd，Pf，Kd，Kf）。经过整理，我们有：TE＝SE－IE.根据导数表达式的一般定义，我们知道在等式里的三部分构成中，因为价格的上升，SE是负的，IE也是负的。因而TE的符号取决于IE是大于还是小于SE.中国吸引FDI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下运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按资金来源划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选取国内贷款部分作为内资（见表1），比较资本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对资本需求的总效应、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从实证的角度来讨论利率变化时中国吸引FDI 的资本需求效应。
表11984—2001年全社会利用国内贷款和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
由表1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呈上升趋势，对我们讨论资本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吸引外资效应不能形成性认识。为此，我们把分析的时间设定在1994年以后。1994年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中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二是改革外汇制度，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以美元为基准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从1994年到2001年，我国定期存款利率（一年期）一直下降，从10.98%下降到1.98%，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这构成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
为了比较清楚地看出代表资本价格的存款利率下降时，我国资本利用的变化情况，我们在表1的基础上，对1994年以来国内贷款和利用FDI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增量幅度进行了比较（见表2）。结果发现，一方面，以国内贷款为代表的内资在利率下降时，其投资增幅即边际投资率呈现下降走势，这是违反常规的。另一方面，外资利用的增幅在1997年、1998年达到顶峰后，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它似乎是替代的结果。但是，众所周知，外资增幅下降，甚至在1999年出现负增长率，不是由于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而是因为亚洲的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者信心，因而极大地影响我国吸收的外资额，尽管我们对外资表现出了强劲的需求冲动。
因为外资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与政策约束下没有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建立直接的作用联系，即其影响力尚不及于资本价格的变动，致使我们的分析重点只能偏向于定量分析资本价格的变动对国内贷款的影响，不能形成内资与外资之间的有定量分析意义的替代率、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等指标。但从表2给出的国内贷款（用于社会固定投资）对存款利率变动缺乏弹性，以及全社会对吸引FDI 的企盼中，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FDI 对中国内资需求所表现出的抑制效应。
首先，考察利率变化引起以国内贷款为代表的内资需求的变化。在此，我们引入内资需求的价格弹性，用以分析利率变动对贷款的影响。从表2可知，弹性系数小于1.这说明国内贷款对利率变化的弹性是不敏感的，表明降低利息率这个可用于促进投资需求的有效工具失灵。按照弹性理论，一种物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变动缺乏弹性，意味着该物品是生活必需品，并且其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我们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而国内存款、贷款利率连续下降时，应该产生极大的替代效应，增强内资的投资需求地位，降低对外资的需求欲望。但这样的情形没有出现，相反出现了随着利率下降，国内贷款的增长幅度低于利率下降幅度的结果。
其次，考察FDI 需求对内资需求的市场替代。根据斯卢茨基基本需求方程（TE＝SE－IE）来分析，当我国利率水平下降时，从表1可知其变化结果：SE、IE都是正值，TE当然也是正值。这不符合基本的需求原理。但从表2可见，对于既定的利率水平，国内贷款的增幅小于FDI 的增幅（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几年除外）。这就说明，从变动的相对率进行比较，IE是负值，与利率同方向变化，即存款利率的下降，引起资本需求者对内资的需求也下降。这显然构成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低档物品的定义。也就是说，相对于外资需求而言，内资需求是低档的需求。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约束下，反映外资变化的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兑换，因此，我们即使采用1994年后的数据，也不能如同利率与国内贷款那样，找到利率变化与FDI 变化率之间内在的市场联系。也就是说，FDI 的变化与影响FDI 变化的价格无关，却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策目标相联系。突出表现就是，改革开放一开始，政府便提供许多FDI 可用而国内资本则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20多年过去了，外资优惠政策没有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反而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模式：全国各地都把效益的好转、地方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升级，寄希望于吸引FDI.这种政策的实施刺激了对外资的需求，抑制了对内资的投资需求，结果在产品结构、出口结构等多个领域形成外资对内资的替代。以出口为例，FDI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在1989—2001年期间以每年15%的快速增长程度发展。1989年，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仅占中国总出口的9%，到2002年，它们的这一比例占到了50%.在一些高技术产业，2000年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中国总出口中的份额达到91%（线路板）和96%（移动电话）。这种替代往往被看作是外资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表现，是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许多实证讨论的重要。
再次，考察“内资外资化”的前市场替代。中国的资本需求存在着一种困境：一方面外资需求旺盛，且与世界经济中FDI 的增长幅度相比，中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国内每年有相当数量的资本流出。资料表明，1987年到1997年的11年中，中国资本外流年均达223亿美元。其中1995年和1997年，外流资本达到434亿美元，分别是这两年中国利用外资额358亿和442亿美元的121%和98%.2000年，中国外贸顺差和FDI 合计达到641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只增加93亿美元，“错误与遗漏”高达550亿美元。
同时，在中国内地的FDI 构成中，来源于香港的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占极大比重，但1997年后，来自香港的FDI 比重下降，从1996年的50%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40%.与此相关的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自由港的资本在中国FDI 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由1998年、2000年的9%上升到2002年的15.5%，成为中国FDI 的第二大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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