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历史条件的三个方面（五）
小 结现在可以就本章的讨论，作一个上小结。
1999年春，《史》编辑部对作者作了多次访问。访问的过程中，我曾以“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为题，写了一个书面谈话 。在这个书面谈话中，我除了归内自己的意见以旬，还征引了一部分我所看到的在这个上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意见。现在我把它稍加调整补充移作本章的小结，虽有移花接木之嫌，但群言堂也许比一言堂更为恰当。编辑部和我的一问一答，全文于下：
问：几年以前，本刊曾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和不发展的问题，组织过一次讨论。讨论中您的意见似乎被认为是一种外铄论。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就这个问题作一个全面的申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现在的意见？
答：我是有这个打算的。但现在还不成熟。您既然问到，我只好简单地说一说。
我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绝不能归之为外因论。我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先天不足的。因为原来的封建社会基础并没有完全动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可能，但成长极其缓慢，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三个阶段的推进，也不是了一帆风顺的。至于资本主义产生所必需的国内市场和原始积累，也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正常的条件。对工业如此，对农业、动输以及商业、，亦莫不如此。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在这方面素有研究的知名学者的论断，作为参照的例证：
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总体方面，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黎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过这样的史解：“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和刺激下产生的”，不是从低经济中发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物质力量的支撑”。 他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工商业很少，是由资本主义萌芽转化来的”。 黎澍先生是以勇于探求真理而闻于世、又是以“相信大家都有探求真理的愿望”而为世人所敬重的。
在各个行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状况，论证的学者就更多了。首先，在工业方面：早在将近40年前，著名学者邓拓就说过：“在国际资本主义挟着大炮、商品和机器打进了中国之后，就垄断中国自身工业化的前途”。“因为中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还没有完成，封建的剥削关系仍旧占统治地位” 对于最早出现的军用工业，中国近代工业史专家孙毓棠早就提出一种看法，他认为：中国最初的军用工业，“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国外人为地勉强移植过来的，而不是在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上孳长起来的”。 这一见解，是孙先生在接触了大量历史资料以后的1957年提出的，至少在1981年还没有变。 在民用工业中，同样的论断也普遍存在。长期研究苏州工业史的专家段本洛以苏州丝织业为例说道：苏州纱、缎庄账房购置电力机织造，并“不是苏州丝织业工场手工业遵循自身发展的客观经济的结果，而是在帝中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从而“旧的生产关系并未因此而彻底破坏，手工操作的木机、铁机，仍然与电力织机同时并存，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工业结构”。 这种“并存”的普遍性，给许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资源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就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西方机器大工业阻断了中国手工业的自我发展道路后起步的。” 他明确地指出了这种“长期并存”的根源所在。
在农业方面，中国著名气农业机械专家刘仙洲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我国在西汉就发明了三行播种器，但是直到近代，有此地区仍用手播”。“我国在西汉晚年就早有了水礁”，但是在以后一千三、四年百年后，山西五台一带却连碾、水磨等加工机械，都未能一见。一直到20世纪初年，北京和某些地区才“设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农事试验场，买来了一些外国新式农具”。但结果“差不多都成了一种装饰品。不做实验，不想研究，人做比较，根本就不想使用。有时甚至把一种所谓‘洋犁’高高地挂在墙上！” 这里且不去追究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工具演进的沉重历史，单看20世纪初年壁上洋犁的奇异，就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这位农业机械前辈专家的痛苦经历。当然，时事20世纪初，在中国的农业中，除了壁上挂上洋犁的农事试验场外，还出现了洋犁由壁上走向农田的新式农垦。但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呢？中国近代农业专家章有义对此作了回答。他说：“从根本上讲，所谓新式农垦企业，并不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并非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部移植或嫁接到农村机体上的，”而且“一直没有生根开花。” 人所共知，章有义先生生在20世纪 50年代便对中国历史上的新式农垦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而80年代末期他对天津开源垦殖公司的个案分析，达到了鞭辟入里的程度。事实上，不仅一个新式农垦企业，就连一个农产品新品种的引进，也不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位对近代山东农作物新品种的引作了详尽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中国近代航运史研究中的许多专家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同样的判断。樊百川说：“中国的轮船航运业不是从原有的帆船航运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外国航运势力入侵后在中国江海帆船业产的同时，作为外国轮船航运业的附庸出现的。” 聂宝璋也说：“在中国，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轮船是适应本国产业革命的需要而发生发展的。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远未达到这个阶段。” 朱荫贵则作了更完整的表述，他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由于近代新式企业并非是在自己社会的母体中自然孕育成长，而是以一种移植和嫁接的方式出现，中国社会本身在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发动近代工业化的条件，因此，在近代新式企业的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在几千年封建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人际关系和种种有形无形的观念，必然会通过种种方式制约和影响近代新式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上述资深的中国经济史学者马鸿谟也以中国的海运业为例指出：新式航运业的产生所象征的“产业革命，”也“不完全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 几位学者的不约而同，显然不是偶然的。
推而广之，中国新式商业和金融企业的产生，根据众多的专家的意见，也不是建立在原有传统旧式商业和金融业的基础之上。对于中国新式银行的产生，一个研究中国钱庄的专家集体就认为“我国的第一家银行不是从旧式的银号钱庄的原有基础上产生的”。 所有的新式银行，它们开始也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不是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钱庄，在五口通商以后，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介入了通商口岸华洋商人交易中的资金周转，形成了中国对贸易的金融周转中的重要一环。它也不是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结果。清末各省设立的官银钱号，既“与前期各官银号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又“不是建立在近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同样，中国近代新兴的商业资本，在不民的程度上都是作为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而存在的。它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分润外国产业资本的剥削，也不是建立在中国近代产业经济发展要求的基础上。
以上所引，只限于我所看到的，涵盖肯定不全。但即使就上面所征引的几位学者而言，我们总不能说，他们都是外因论者。举例而言，章有义先生就不是。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讨论笔谈中，就明确提出“要重视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内因”，并以此作为笔谈的标题。他在笔谈中说：“关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我以为既要看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更要着眼于内部经济结构。不能把一切简单结为外来侵略的结果，而将内因的作用置于次要的地位。” 内因有能置于次要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完全同意的。但这也同时证明了上面所引他的有关新式农垦企业产生的看法，不是外因论。
是的，这不是外因论。这在充分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基础上得出的正当结论。它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现实道路，它规定着中国资本主义日后的发展历程，这是没有疑问的。
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分析开始，这是从根子上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当然应该从根子上找它的原因。但它之所以有一定的发展而又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则主要看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和环境的制约。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我们所要考察的主体部分。它是本书以下两章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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