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代中国最庞大弱势群体的界定、成因及对策
;摘要：箍桶告诉我们，最短的那根木条决定着盛水的程度。在，要全面进入小康，就得解决好“三农”。因此，我们必不能忽视中国农民在和上都是当代社会最庞大弱势群体的现实。本文力求从社会学、学、经济学等角度剖析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及改变现状的对策。关键词：弱势群体、最庞大、农民、对策；中图分类号：C;91;
一、当今社会最庞大弱势群体的界定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①，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学者们对“弱势群体”的定位和理解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学者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②。另有学者把弱势群体界定为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③。而按照国际社会学界和社会政策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笔者认为“弱势群体”之“弱”，一是弱势的经济基础和竞争力，二是弱势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各种公民权利。
统计数据表明④：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82年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4%，1992年大约为43%，2002年仅为32%；在资产占有上，人口比重超过6成的农民储蓄存款仅占全国存款余额的2成。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选举法⑤实际上却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近8亿中国农民是当今社会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二、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
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加速实现化。而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即产业成长型工业化、殖民输入式工业化及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态势下，我国不可能采用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和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只能通过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模式来实现；而我国又不可能利用历史上的两种工业化筹资渠道，因此农业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国采取的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巨大“剪刀差”为手段，以集体化农业为制度支持的政策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
有估计，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是155亿元。
（二）经济政策。改革以来，虽然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某些经济政策的倾斜和地方行政部门执行的偏差导致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非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有统计资料表明⑥，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净剩余约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811亿元，是改革前155亿元的5.2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从农村征收了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的“剪刀差”。
北京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先生就曾给九十年代的农民算过一笔帐：从1994年开始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和从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⑦，以“私商不得进入”的名义，将农民赶出了粮棉交易和加工领域，限制了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也直接剥夺了农民已经享有的牟利空间。但是到2001年，粮食收购部门累计亏损还是高达7000亿元，棉花部门达456亿元，而农民的损失则数倍于此。
（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1958年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难度，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机会，这也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的原因。虽然已有部分城市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多方面成效。但这些改革仍没有触及到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如劳动用工制度、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不能消除对进城的农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四）薄弱的基础教育。目前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主要靠县财政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税来支付，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在城市基础教育则是政府出钱办。这使得城乡基础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至今仍有8000余万的文盲人口和每年50万新生文盲的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新旧文盲九成以上都是在农村！而一个农户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也就意味着全家更多的人迅速陷入社会的更低层。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村子弟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从长远看，没有很好的保障农村的基础教育，“先天不足”的农民必将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更谈不上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在将来必不可能持续健康增长。
（五）落后的“社保”。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方面根本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在城市里下岗的市民和贫困的居民，政府有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除极少数的类似于五保户等贫困人口有少量的生活补贴外，几乎就没有任何其他补贴。在城市里都有类似“老人院”的机构，在农村里，除比较发达的地区外都没有。大多数农民养老依靠的是自己的子女，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思想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全面推行仍有很大阻力。
;还有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也很突出。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⑧：农民生病因无钱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85年的4%上升到1999年的24%，在贫困地区，农民患病未就医的就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89.2%是因为没钱支付医药费。农村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一般占贫困户的30-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
（六）其他因素。在经济建设中，很多地区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的地方甚至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考核官员业绩的唯一标准，而现实是工业对GDP增长贡献要大于农业对经济的拉动，因此他们在决策上就忽视了当地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问题的考虑，最终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