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提要 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史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关键词 明清 江南 资本主义萌芽 化范式 生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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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时俱进：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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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史学从其创立之初，就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这一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至巅峰之际，它又很快趋于沉寂，以至像李伯重所说的变成了“明日黄花”①。更有学者把它视为“虚假命题”，认为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情结”②。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吴承明先生，更是从1981年开始就“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也就是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取代“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假说，而不再研究被中国社会已然跨越的资本主义③。被黄宗智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新一代学者的主要代表李伯重先生，也开始从重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生产关系”转而关注“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直接探讨明清江南的经济④。
与这样一种“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相呼应，在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外社会特别是现代化理论的下，一种新的研究趋向逐步取而代之，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中国史研究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⑤。起初，这一范式只不过被冠之以“近代化萌芽”、“现代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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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②同上书，第8页。
③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④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⑤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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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者“原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等等，只有少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基本上可称为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①。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去掉“萌芽”、“因素”等字样，而将鸦片战争或1850年以前的明清中国经济演变的道路径直称为“近代成长方式”，或者视其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②。有人还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确界定在明万历九年，这与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嘉万说”颇为一致。而且，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而今的明清史研究同样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宗族、文化、、思想、观念、社会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于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最高峰的18世纪或者叫“康乾盛世”，一变而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也像一头正在蜕皮的巨蟒，差不多已经迈人了近代社会的门槛③；即便是与同时期的英国等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长、生活消费、进步、城市发展诸方面不仅毫不逊色，有时反而还“技高一筹”。
意味深长的是，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更由于国内环境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人们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④。鉴于工业文明是在改造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生态文明又是对高度膨胀的工业文明的反动⑤，所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并从中汲取几千年来人类所积淀下来的生态智慧，应该是一个极富前途和诱惑力的研究课题，而且也是当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此处冒昧地做一大胆的假设，如果有人愿意顺此思路扩散开来，我们的明清中国研究或许又可演变出一种应该叫做“生态经济萌芽”的更新的研究范式。
尽管明清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叠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又如此不同。从不太起眼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模式”，再到某种“超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所看到的，恰好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由于其时的江南，至少在18世纪前后，一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乃至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故以上各种模式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一代表全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地区抽绎出来的，或者是以这一地区为中心而展开论证的。既然如此，如果把它归结为“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当无可置疑。鉴于当前在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从吴承明先生所倡导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中生发出来的，而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的相关领域中迄今仍无与伦比，如果把它叫做“吴承明范式”，应是实至名归，毫不为过。至于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其与加州学派的关联或许更多一点，但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受到了吴承明先生的影响和启发，而且其观察问题的视角毕竟也是中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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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第4卷第1期，1987年秋季号。
②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28—243页，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③参见张研《对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史苑》(创刊号)2004年第1期。
④参见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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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貌合神离：美国加州学派与中国“发展论”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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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为了区别于时下的两种认识。其一是以周东华的书评为代表，即把吴承明先生的现代化范式仅仅当做一种“新瓶装旧酒”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⑥。尽管就这些探讨的本身而言，其问题意识迄今未改，也就是说它始终要解决的无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几代中国学人苦苦追寻和争论的同一个问题，而且，确如周东华所说的，前者涉及的那些诸如“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新变迁，在早先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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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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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生常谈的研究内容”，甚至李伯重本人更把自己的研究看做是对这一日渐消亡的“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的一种“挽救”①，但其研究问题的眼光、角度和方法毕竟已是大大的不同，因而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而实际所带来的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思维方式的更新②，或者叫格式塔转换。何况把资本主义这一幽灵从市场经济或现代化的机体中剥离开来，驱除出去，这一思想在国内理论界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所引发的巨大的“解放效应”，可谓有目共睹。而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历史研究之中，自然也应看成是这一解放思潮的深化。所以，问题的关键恰恰不是周东华所说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一样”，而是相反，即“瓶子的新旧”。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他们(即指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③。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出现的上述新流派(这里姑且称之为“明清中国发展论”学派)与美国加州学派之间的关联。早先的“萌芽”研究，虽然其本身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中国学术研究上的典型表现，而且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近代早期中国”学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毕竟自始至终都是几代中国学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本土学派。相形之下，当今的发展论者似乎全然打破了先前那种“内外有别”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中西融通、相互呼应的国际化趋势。其研究对象基本一致，研究方法亦了无区别，其研究目标也都在于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甚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所持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其学术对手也就是坚持“停滞论”和“过密化论”的学者，尽管在其强劲的挑战面前，似乎也有不问国界的聚拢之势，但毕竟由于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理论分歧，而不大可能像发展论那样可以组合成步调一致的学术阵营。如果按照李伯重在讨论“汉学”的定义时提出的观点——即任何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其特殊性“主要是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非研究的具体对象上”④，那么，上述发展论者理所当然地都属于同一专门的学科领域。总之，鉴于这一标准极类似于库恩的有关范式的定义，我们似乎有理由把他们统统归诸同一个学派。
然而可以想象，这样的论断于国内外学者而言恐怕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不仅源于我们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名称——因为无论是“加州学派”，还是“吴承明范式”，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国别色彩，更在于这样一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国内外学者之间潜在的某种本质差异。毫无疑问，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其有关中国的部分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论述。主要依赖的就是国内发展论者如吴承明、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⑤。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抹平18世纪以前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至高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以至进一步凸显中国市场机制的高度成熟和生态策略的相对成功，更重要的是藉此建构同时期英国的所谓“制度性障碍”，进而说明这一“落后的好处”，并把它当做工业革命这一“欧洲奇迹”之所以诞生的两大秘钥之一。而中国则因为享尽了区域内部的专业化与分工、劳动生产率、市场体制、生态保护以及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优势而难以自拔，结果是“迅速的关闭了可能会使任何地方的经济生活和人均资源利用出现更为彻底的变革的生态窗口”⑥。巨蟒终究是巨蟒，它怎么也不会自动蜕变成一条飞龙，至多也只是走上了一条“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没有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⑦。这与其强烈批判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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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40～41页。
②参见马敏《据之以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④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40～41页。
⑤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序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⑥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226页。
⑦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序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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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衡陷阱”和“过密化”等理论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加州学派之更宏大的目标，是把中国这一树木放到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全球树林”之中，以期考察悠悠五千年“世界体系”的周期循环。也就是说，他们之强调“欧洲奇迹”或“西方的兴起”的偶然性，为的却是建立一个“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体系”的必然王国。相反，国内的大部分发展论者几乎无例外地借重加州学派大力弘扬的“斯密型成长”概念，有的还欣然接受弗兰克的“中央之国”的说法，但其主旨却不是像加州学派那样以之切断明清中国之自发地通向近代化、工业化的坦途，而是要破除所谓“传统”与“近代”的界限，接续出一条绵延四五百年的中国独特的近代化的谱系，亦即试图寻找一条与西方平行的近代化模式。在这里，欧洲大陆经济最发达的那一端的偶然性是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的。于是，又引申出两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同的态度。作为西方学者，其对“欧洲中心论”神话的解构，是与对他们自身所处之文明特别是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反思与激烈批判分不开的，而中国的发展论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却是在“重新发现东方”的同时，热情地拥抱前者眼里的现代化的“妖魔”。两者表面上的相似，遮蔽了各自的历史认识论的差异。他们在明清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明清江南这一特殊的时空点上交叠之后，又各自分道扬镳。而这种差异的形成，恐怕关键就在于两者所处国别的文化背景之差异。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虽然说学术没有国界，但是，诚如李伯重所言，我们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融入世界”的同时，不能忘了“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方面做出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成果，成为这个学科发展的主力”①。就此而论，国内学者之间，无论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他们之“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我们可以抛弃“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也可以对让人爱恨交加的现代性人言人殊，但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应是我们心中的“中国情结”或“中国本位”，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中国中心主义”。弗兰克说，世界的统一性是与文化的多样性互为表里的。学术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
限于的学识和智慧，让我们还是回到为弗兰克所鄙夷的对树木的研究上来，因为毕竟是在明清中国史这一特殊的领域，国内的“现代化范式”与加州学派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其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致使各自对立的理论模式也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调整，亦即被纳入到近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尽管不少停滞论者仍“自信具有难以驳倒的事实根据”②，但是用以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与“近代早期中国论”相对立的“传统中国论”在美国中国学界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话，它却在中国的学术界扎下了根，虽然现在看来它还不很牢固。也就是说，早先的与“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相对的“封建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一个“去封建主义”的过程而被改造成“传统中国论”(亦云“前近代中国社会”)了，后两者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经济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上曾经水火不容③。“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同归于尽，以及“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事实上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这就是张家炎所概括的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④。在这里，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借用张家炎的说法，就是阶级驱动理论让位于市场驱动理论，曾经是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或者都变成了是受利润驱使、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或者处于某种失语状态而很少被人提及，或者被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的生产物而被解构掉了。至于将早先的国内“封建主义论”和国外的“传统中国论”区别开来的人口压力理论，也在一片质疑声中从当今的一部分停滞论者和几乎所有的发展论者的研究视野里消失了。纸上的符号依然故我，只是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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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63页。
②参见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③有关上述四大模式理论及其相互关系，请参见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④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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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它像一只鸟，而现在换了一个角度，它就变成了一只羚羊或其他什么动物了。这才是库恩所说的真正的范式转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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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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