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
形态及其变革，土地赋税制度殷周社会性质：在1999年底天津举行的“社会形态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早期社会性质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后也陆续有争鸣文章刊发。朱凤翰《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00/2）提出，如果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商后期社会不宜称奴隶社会，但是否封建制度，仍不明朗。战国以后社会应从“封建社会”这一名词脱离开。晁福林也主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他认为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型阶段（商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99/1）。王和提出《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史学月刊/00/3）。董立章认为《西周并非实行种族奴隶制》（华南师大学报00/2），因为殷周同祖，三代实行的是战俘奴隶制。李根蟠从《齐语》和《小匡》的有关记载比较切入，论证了西周的士农区别，指出当时的“士”是封建等级制下的下层贵族。（从《齐语》和《小匡》看周代的士农关系——“西周士为自由民”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99/4）。
战国秦汉的社会变革：李根蟠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黄今言比较深入地了《汉代庶民地主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同前）。此外还有傅兆君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99/4）和叶行昆的《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财经研究99/2）。
社会组织：林甘泉论述了《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新燕京学报00/5），指出乡里具有基层行政组织与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分析了民间社区的公共生活、自治功能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王彦辉探讨了《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00/2）的关系。马新《记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史哲00/4）认为，两汉宗族是以父权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把持乡里，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它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势力的发展是导致了东汉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仝晰纲也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文史哲99/4）。
土地制度
：袁林推出了《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00/1)，该书涉及广泛的方面，力图从新的角度提出和论述新的问题，除绪言外，全书29?3万字，分六章，依次为：所有制理论问题(包括所有制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战国土地制度研究、“井田”论研究、国家授田制的演化和最后消亡。
李学功的《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的再认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9/1），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赵云旗进行了《中国土地买卖起源再探讨》（学术月刊99/1），根据陕西岐山出土的铜器铭文，认为中国土地买卖起源于西周中叶恭王时期，发展于商鞅变法之后。
赋税财政制度：
“初税亩”这个老话题又有新争议。晁福林《论“初税亩”》（ 文史哲99/6）认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只是谋划中的事，并未付诸实施。鲁国土地赋税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尚友萍主张“初税亩”是对私田中的休闲田和非休闲田一律收税，从而改变了以前只征收一夫百亩的税制。（论“初税亩”/河北大学学报00/6）。刘雪河则认为《先秦实物地租并不起源于“初税亩”》（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99/1）。李根蟠《周人“百亩而彻”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指出“彻”法是周代实行的与土地规划分配相联系的、有固定税率的一种租税制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是与公田私田划分相联系的限额劳役地租制，这时候的“彻”法也就是“藉”法或“助”法。春秋中期以后，税亩制代替了藉田制，地租形态变了，但“彻”法的一些基本特点仍然保留，“彻”的名称也延续了下来。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变革》（广东社会00/6）认为秦代首创赋税与徭役并行制，田租、口赋和徭役是其三大支柱。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刘源/商代祭祀所用牺牲的纳贡与征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辑1999；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广东社会科学00/6；沈颂金/秦代漕运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李桓全/也谈两汉田税的征收方式——与臧知非先生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00/1（文章批评了两汉“亩收三升，按百亩征收”的说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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