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比较研究综述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一、 关于改革起点的
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的突出特点。
郑有贵和关海庭则对中国改革从起步这个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关海庭认为：“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围绕着制度、体制的一种公共选择行为，必然到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改革方案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选择社会阻力较小，多数人都能受益，又能带动全社会变革的改革方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愈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这种合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
关于为什么要改革，周业安认为：“在研究过渡过程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足不够的，合于逻辑的应该足首先回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人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厂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有人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其结沦，发现合作社由于赋予了社员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这类模型实际上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但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产权理论的—些条件，即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似乎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撇开产权有效性的争沦，传统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机制是否存在?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还强调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当委托人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空间时，代理人出于工作的需要会建立—个关系网，以确保低成本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市场机会，这种关系网一旦形成，就会给委托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代理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经营环境在变动的制度环境中，高不确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赖关系来监督代理人，这就使代理人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代理人凭借其关系资源逐步获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在这种理沦看来，内部人控制不仅要从度量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去理解，而且还要从社会上去寻求答案，而社会网络其实就是非正式合同关系。不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还不清楚。”
林毅夫等则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点问题。
而彭柱年则认为：“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 实际上，苏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只是推不动，才转而从政治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秦晖则从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水平低（实际上“命令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
外国对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有关专家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有的则认为毛泽东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
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收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分析
中国的学者多从实证的角度，以一种亲身参与的兴奋和喜悦来关注和研究。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赵凌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展开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道路实际上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谈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道路，实际上是谈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影响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
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洪银兴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市场。”
盛斌则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从改革的“政治逻辑”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实验主义说”与“趋同主义说”的差异。盛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理论突破而开始的。”
外国学者（多为中国问题专家）则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他们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更选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的）：（1）转向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天安门事件（1987年1月—1989年6月）；（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１年９月） ；（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1年9月—） 。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 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江泽民的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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