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
【提要】本文对1949-1999年半个世纪的过程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研究和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整理了中国经济理论史的发展线索，给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并作了纲要式的评述。【摘;要;题】中国经济理论史
【关;键;词】中国经济理论/理论史/理论经济学
【;正;文】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和研究
（一）理论框架
1.时间和空间范围
本论题所称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完整的时间单元；同时由于新的制度的实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中国经济理论在模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所以，无论从时间看，还是从思想形态看，这50年的经济理论已有了一个发展过程。过程构成历史。对历史进行整理和解读，可以促进思想资源的积累，催生新的思想，发展出新的分析技术和理论结构。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巴克豪斯(Roger;Backhouse)在其1985年版的《现代经济分析史》序言中说：经济学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不仅经济学家关注的各种课题会由于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经济本身也在变化。此外，人类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人们一旦意识到种种新的可能性（例如，发现了一种新的统计学规则），便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由于这一切的变化，历史的观察在经济学中就比在中显得更加重要。（注：参见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文化称历史学为大智慧。夫智慧者，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创造能力。历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亦是人类智慧的积累。历史学的整理和研究将人类智慧的渊源、演进和积累与现代科学、现代认识相交融，为人类智慧的发展构筑历史基础，揭示历史法则，这正是历史学“出乎史，入乎道”精义之所在。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发展，还是科学、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渊源和积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很难有空间范围的限定。所谓“西方经济学”本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称。经济学不曾用地域来划分过。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德国经济史”，但却不会有“英国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因为不论是英国经济学家还是美国经济学家，都使用同一种科学语言、运用相同的分析工具、在相似的理论框架中研究经济学。就像全世界的物家用同一种定理研究物质，全世界的医学家用同一种语言讨论病例一样。即使是文学、等人文色彩很浓的科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也存在共同的审美标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刻会令中国人叹为观止；中国的《红楼梦》也可以受到西方人的喜爱，成为世界名著。但是，本论题所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却有一定的地域意义，指的是特定时间内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或者说是特定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的研究状况。“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地域意义还在于，在相当长时期和相当大范围内，中国经济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相对来说不具有国际通用性，其使用空间大体上只限于中国这一地理区域。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经济学很难有空间限定。所谓“中国经济理论”，并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有什么理论上的修正或创新，那也是对上述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并没有发展出一门有独立框架体系、独立理论范式的“中国经济学”。
值得强调的是，我虽然基本上不认为经济学可以用地域来划分，但我认为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可以有不同的学术体裁或理论款式。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他们的思维形态是有差异的。例如，同样是配置土地资源，古代西方由于土地贫瘠，为保持地力，便发展出了休耕制。这种休耕制的性质是草田轮作，休耕期间让耕地长草，发展畜牧业，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即使到了中世纪，欧洲发展了三圃轮作制，其中仍有一圃是休耕。而古代东方由于土地肥沃，所考虑的便不是休耕轮作，而是农作物轮作，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古代东方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保持地力以及寻找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来源，而是灌溉和治水。由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因此知识背景、思维形态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形态差异，也就有思维和学术的差异。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就会一直正常存在。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因为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等。这些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褊狭。这就是睿智的科学精神。
2.研究对象和技术路线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经济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前者是对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改进和完善，对原有的命题或定理进行深入地研究，使得根据这一命题或定理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更为合理和完善；后者是对经济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有关经济现象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发展出新的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并进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根据这一定义，本论题所研究的经济理论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学研究。
大抵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沿着两种理论体系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以“苏联范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沉寂，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新显现，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这两大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构成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线索。但是，与这两大理论体系相联系，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即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经济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独立形态的“中国经济学”。在20世纪50-70年代，这条发展线索表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在理论上作若干创新，以及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出发，对“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若干修正；而在80-90年代，这条发展线索则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体系基础上构造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基础上构造“中国经济学”。这一发展线索虽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形态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作为一条发展线索也不是十分地明确和清晰，对前两条发展线索有较强的依附性，但无疑是中国经济学者所进行的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因此也构成本论题的研究对象。
所以，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可以依据以下技术路线展开研究：
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消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融合趋势。
中国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各流派学说的引进、学习、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经济学新学科、新理论的介绍——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经济问题——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借鉴和全盘接受之争——西方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融合趋势。
中国经济学者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据现实经济发展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探索——对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教科书体系的探索；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变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思维特点相结合——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探讨“中国经济学”和“中国过渡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参照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用他的框架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史。熊彼特所谓的经济分析史，是指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技术由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构成。经济史是经济学家分析材料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人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事物的联系。熊彼特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经济理论图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作用的，而这种制度框架则来源于经济史（甚至来源于更为宽泛的社会发展史）。统计数字对于经济学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学家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为了从统计数字中得到信息，有必要掌握统计方法。经济理论是用以描述经济现实、或从某些经济现实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推断和确定其他经济现象的模型。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这三个要素构成了（科学的）经济学。在熊彼特的论述中，“分析”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性”的经济学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分析史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发展史，即运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等工具所阐述的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如果要用熊彼特的框架或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史，那么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者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须使用“经济史”、“统计学”和“经济理论”这三个要素，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学者所作的经济学研究必须是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等工具来阐述的。但是，这种“分析性”或“科学性”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是缺乏的，因而写一部以这种经济学研究为对象的“经济分析史”也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中国的经济理论缺乏“科学的款式”的原因（这在根本上可能与思维形态有关），只是想说明由于没有用一种严密的概念系统和通约的分析方法来阐述经济现象，中国的经济研究缺少概念范畴体系的累积和理论范式、分析技术的累积，有时往往是用不同的概念范畴、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讨论同一个问题，因而很难从分析技术角度整理出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的研究较少关注结论如何产生以及使用了哪些分析技术，更注重的是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和结论——这恰恰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趣旨相反。当然，我所谓的“经济理论史”，其思想素材必须可以提炼出理论要素，它可以归入某一理论体系中，而且基本上是专业的经济学者的论述。
从操作的角度看，写经济理论史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人物（及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学派）来安排章节，即按照时间顺序将一些重要的、次重要的、不甚重要的经济学者（或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罗列一番，再加上作者的点评。这是一种习惯的方法，古代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外国经济学说史著作很多也是这样写的，也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写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史或现代经济思想史（如对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写现代经济理论史不是很合适。首先，现代乃至当代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已有了一个过程，但毕竟还未完全沉淀，有些理论的发展还在延续，有些观点仍在发生变化，有些结论有待于修正……经济学者的重要性或“等级”也还需要经历一个“历史选择过程”，而且他们作为经济理论史讨论的对象，大部分还在世，因而很难用对待历史人物的方法处理；其次，按人物编史的信息容量有限，罗列的人物不可能很多，每一个人物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学科领域也不可能很广，因此这种体裁很难吸纳大量的思想素材，不可能全面反映该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再次，在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罕见能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也尚未形成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派，因而仅靠人物编排的套路无法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年代顺序提炼出一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作为专题，然后将围绕这些专题而展开的讨论、研究、争论的场景以及各种观点作一番归纳综合，构造出章节。这是一种编年史的写法，现在一些“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多采用这种写法。它的优点是包罗面广，信息量大，也能客观反映历史面貌。但如果缺少分析，缺少对理论要素的提炼，尤其是缺少连续性历史过程和理论史自身发展线索的揭示，则很容易流于“争鸣大系”一类——只能提供庞杂的思想素材，而没有科学研究的分析介入和理论清理。
第三种方法是循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对浩繁的思想资料作一梳理，整理出理论史的线索，将理论史的发展过程合理地表现出来。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对所占有的思想资料作理论分析，并给出评价和判断。本文即试图采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要把握两个要点：其一，在整理理论史的连续性线索和发展过程时，应奉行“还原历史”的原则，而不能主观地割裂、连接、构造、越俎代庖地“制造历史”；其二，理论史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历史线索的整理和发展流程的描述，还要有科学分析的解释。如果只满足于“还原历史”，而不在研究过程中融入研究者的分析和认识，不做出研究者“主观判断”的阐释，那么理论史研究就成为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考证，其学术价值固然不可抹杀，但其理论品格则不容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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