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秩序的演变、存在问题及政府对策
市场秩序就是为保证经济系统顺畅运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共同约定，即一种上升为、法规的经济制度安排。因而，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决于诸如政府、、个体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否“有法不依”；取决于执法者是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市场经济秩序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具体由其各子系统，如宏观、微观经济运行秩序、财税及市场秩序、商品和要素市场秩序、社会信用秩序、投融资秩序以及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体经济行为秩序等众多方面表现出来，其演变过程也具体为这些秩序的变更历程。一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决定》明确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式拉开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这段时期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尤其是十四大后一系列促进体制过渡的政策效应以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进行体制变革的政策效应的综合体现。在三中全会前夕，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绷得很紧，金融秩序混乱，货币过量投放，违章拆借、非法集资、滥设金融机构、擅自或变相提高利率、结算纪律松弛、金融管理混乱；财政赤字严重，税收减免、银行挂帐泛滥，中央财政困难状况加剧；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微观运行中，重点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部分国企经营困难；加速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强化；物价上涨飞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社会供需总量失衡。为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及时出台《决定》，之后又推出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公司法》等政策，意在大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降低或消除经济体制过渡引致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但《决定》本身的体制转型性特征，使市场经济秩序一定程度纠正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
随着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开始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在财税方面，建立分税制代替财政包干体制，开始运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部分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金融方面，建立了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外汇改革方面汇率并轨顺利，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保持基本稳定，同时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部分缓解了前期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但由于经济秩序混乱的滞后效应、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更多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人为因素，使得财税、金融秩序混乱局面不能有效根除：在财税方面，一时间又出现了内外勾结骗汇骗税，走私逃税；有些地方政府擅自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资金，逃避预算监管，大量资金脱离正常运行轨道，私设“小金库”等现象。在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如非法设立金融机构、高息吸收存款、乱集资、金融机构账外经营，导致银行储蓄存款增幅下降、货币投放明显增多，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一些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违章拆借；有的把外汇转到海外，做金融期货投机生意，大量游资冲击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在微观方面，转换国企经营机制，探索建立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成为改革重点。于是，全国各地大搞建立现代企业试点，但往往过分强调“产权清晰”和探索产权形式，热衷于办股份制公司，办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经营，或通过“产权交易”将公有财产变成个人财产，而“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 ” 成为陪衬。另外，一些企业伙同诈骗集团造假报关单、假发票，非法套购外汇，大肆骗取出口退税；有的企业开假增值税发票或进行无发票交易，逃避国家税收；不少单位弄虚作假，搞“两本账”；有的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与企业合谋，搞假审计、假评估，掩盖真相；甚至一些企业搞内部集资入股，把银行贷款抽出来去炒股票赚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为此，国家出台《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委派监事会进行监督。另外，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抓大放小”，通过企业破产、减员增效来解决企业办社会、过度负债的问题。虽然配套建立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实效远远滞后，导致大量人员失业，生活逐渐艰难。显然，这时期市场秩序的恶化，更多地来自于利用职权的经济犯罪活动，因此，反腐败、加大行政监管、司法督查就成为国家调整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
这几年，市场经济秩序不稳综合表现为物价涨幅过高，通货膨胀严重。其中农业生产滞后、价格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带动了整个价格水平的上涨；外汇并轨及连续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从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两方面推动了价格上升；而各级政府物价管理放松，对流通领域中的欺诈行为、垄断性涨价以及哄抬物价等现象纠正不力也对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为控制物价上涨幅度，政府着重从大力农业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实行适度从紧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以及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方面下功夫整顿，出现一定成效，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二
十五大前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在严格的投资审批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等调控下，宏观经济大体运行平稳，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随着国企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微观运行秩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焦点。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转换经营机制、分类改革后，重点落到帮助大中型国企的脱困，进行股份制改革。一时间大中型国企纷纷上市，融资似乎成为脱困的唯一方式。结果是企业效益不见提高，但“圈钱”却如火如荼，引发了证券市场的“泡沫”。为此，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以规范股市运行，加强监管，但由于一些权贵人员在其中兴风作浪，操纵股市，“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使得法规效力大打折扣。另外，围绕大中型国企脱困，国务院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解决国企负担过重，实行大量减员；为解决政企分开，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同时决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为解决走私品对国企产品的冲击，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同时，为打掉走私的“保护伞”，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尽管有助于国企的“松绑”，却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企串谋创造了条件。在“抓大放小” 的过程中，不仅权钱交易泛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堂而皇之地把大量几乎没有补助的失业职工推向社会，广大工人生活贫困化加剧。为实施再就业计划，地方政府在支持私企发展的同时，在利益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牟取暴利的现象异常猖獗，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由于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国企改革造成了严重的两级分化，大量职工失业，农民收入低下，消费不足，使得宏观经济平稳得以致于乏力，于是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运行的主题，宏观方面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微观方面以住房、医疗和市场化改革来推动消费。由于工资收入低，增量预期萎靡，这种储蓄存量的“压迫式”消费，虽然推动了GDP增长，但给广大农民、工人带来了普遍的心里恐慌。 于是，发财，甚至不择手段，都似乎得到了人们的某种认可，大量假冒伪劣、欺诈拖欠、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风起云涌，不仅引起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围绕国企深化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外，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为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带来了不少干扰。与帮助国企脱困一样，本意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在加入WTO后抵御风险的能力的改革，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有粮企行为中，农民不仅未能从中获得实惠，反而又诞生了一批“粮耗子”，造成市场流通秩序的混乱。鉴于社会道德滑坡，法治打击又不力，于是呼唤道德、呼唤诚信，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政府纠正市场秩序的对策。但信用体系的建立又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因此，如何健全法制、加强法治就成为稳定市场秩序必须突破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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