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国情看，集约型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关键词：经济增长，效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
;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即CDP的增加，它是对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和结果的整体反映。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实现的途径也有差异。中国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既与底子薄、科技落后等基础国情有关，也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制度安排有关。这种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国内市场需求、弱势产业、区域和行业差距等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是要把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和社会结合统一起来，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人手，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 and 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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