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总趋向及其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资源配置方式；阶层分化；总趋向；对策[论文摘要]转型时期中国资源配置方式从扩散到重聚的趋势性变化，导致以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的弱势群体为特征的两极社会形成，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共建共享原则，从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两个层面着手，建立利益大体保持均衡的制度框架，成为化解阶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湖北省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稳定研究》(2007q065)。 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主张资源的配置和对资源的占有是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认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既是阶层分化的前提和条件，也是阶层分化的实质和表征。因此，要说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事实，廓清阶层分化的现状、揭示阶层力量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必须首先对转型时期的资源配置及其变化状况进行详细考察。
一、资源配置方式从扩散到重聚的趋势性变化
社会资源从类型上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资源即物质性的财富，二是政治资源即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性资源。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资源扩散，即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另一种是资源积聚，即各种不同资源往往集中在同一部分人的手中。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对阶层的影响和效应也很不相同。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是计划体制。社会资源极度匮乏，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以为导向的改革不仅推动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还因为发端于边缘地带的改革模式和“做大蛋糕”的发展模式，更带来了资源扩散的社会效应，使中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所谓“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而且还造就了阶层分化的契机和演变动因。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农民的分化为起点，广泛覆盖并迅速渗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会各阶层中去。
资源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开始出现逆转，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官倒”的出现。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权力的人，正是靠着“官倒”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资本最初的原始积累，“官倒”是资源积聚过程的开始。但由于这些人数量有限，涉及的财富也相当有限，所以“官倒”的存在远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而20世纪90 年代以来，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从扩散到积聚的趋势性转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阶层继续分化的背景、状况和趋势。
资本重新积聚的趋向是多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市场机制形成的资源积聚。据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私营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渐增强，发展明显加速。从1993年到2007年，私营企业数增长33倍多，年均增长28.87%，注册资本增长52倍，年均增长48.41%。私企产值由1989年的190亿元增长至2007年10，603亿元，增长近56倍，年均增长49.51%。
其次是权力与市场结合形成的资源积聚。20世纪90年代初资源积聚过程得以发生，权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腐败在资源聚敛上扮演了更为实质性的角色。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保守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平均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腐败使得资源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腐败已经成为分配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影响社会利益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等政策的推动、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兼并以及高新技术产生的高额利润等，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源源不断地集中流向数量越来越少的群体手中。
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总趋向
资源重聚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严重失衡。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 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他们过着奢华、张扬的生活，甚至用摆阔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钱财。居于财富分层另一端的是中国的贫困人口。国家局的统计分析显示，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为3，000万人，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37元人民币以下，即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贫困人口，因为，到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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