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
内容提要：海运是晚清漕粮的最重要方式，在此涵盖性质与性质的活动中，西方势力多方插手，以期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文章通过西方势力从对待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阻止与妨碍漕粮海运、漕粮改折与修改商约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了西方势力在晚清漕运变迁过程申的作用，认为不应对这种作用评价过高。;
关键词：西方势力; 漕粮海运; 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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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正如晚清政局，漕粮海运也在此期间经历了诸多变革，并与西方势力的屡屡插手不无关系。本文即欲通过此个案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侧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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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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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十一年招商局创建之前，洋商就已觊觎漕粮海运，尤其是美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①。美国琼记洋行老板赫尔德与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故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千方百计为琼记洋行穿针引线。咸丰十年《北京条约》换约，伊格那提业幅表示，自己在上海时，美国商人声称情愿领价采买台米、洋米运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夷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米旗帜即何无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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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此颇为积极，他说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由美国公司代运漕粮，“或且输诚而昵就于我，未可知也”③。但反对意见亦相当强烈。江苏巡抚薛焕认为，此端一开，恐将来洋商藉口按年勒索银两；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于始，弗令其于条约外稍存觊觎”④。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持同样观点：“若由外国领价买运，价银先人其手，难保不随意开销，窃恐藉此把持，从中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⑤漕运总督袁甲三也坚信：“以现在夷情揣之，其气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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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页。
; ②; 中国第一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折。
;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折。
; 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件一，江苏巡抚薛焕奏折。
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上谕附件，杭州将军瑞昌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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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其心愈侈，万一发价之后事有变迁，更恐无计可施。”①恭亲王奕沂等人亦称，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利用价格杠杆，听任中外商人自行经营②。合作虽未实现，在利润驱使下，洋商之间仍出现了一场购运粮食的竞争，仅琼记洋行就从加尔各达、爪哇等地向天津输米30万担以上。它还与旗昌公司作过一番秘密盘算：两家各自垫支70万美元，共同承运100万担粮食到天津，估计可获利120万元。但是，出乎它们预料的是，由于粮食蜂拥而至，京畿米价狂跌，每石值银不到2两。琼记洋行所运之粮，直到第二年才在天津脱手，亏损达12万美元，“造成了这一年成为琼记洋行自1840年创建以来所经历的第一个赔钱的年头”③。洋商大亏其本，争夺漕运的活动暂时沉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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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成立之后，承运漕粮成为招商局立基的重要条件。为抢夺此笔生意，光绪元年(1875年)，旗昌轮船公司表示，情愿将漕粮运费从招商局的每担6钱左右降为1钱，以运漕60万担计，就会形成30余万两的差价。《申报》也不得不惊呼：“此事惊闻之下，未免太觉其减价。”⑤只因李鸿章和招商局坚决抵制，才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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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户部为了节省开支，又欲让洋商承运漕粮：通过赫德代觅洋商包运，由沪收径运到仓，每石合银不过6钱，较招商局远为节约⑥。但盛宣怀不无疑虑：“将来权力必尽落他人之手，洋商觊觎本已久矣。”⑦当时商场惯例以每140斤折换为1石，赫德将转包给怡和、仁记后，很快就向清廷要挟，以100斤作1石，将提高40％。由于“大不合算”，户部只好向招商局求救：“如能承办，不尽之言。”⑧盛宣怀马上答应下来⑨，此事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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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洋商与漕粮海运发生直接关系的，有清一代也出现过两起：光绪十一年，江浙部分漕粮由招商局出面，转包给旗昌、太古和怡和代运。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如法炮制，由招商局代雇洋商承运。中法战争爆发后，法方宣布阻截海运船只，招商局被迫出售给旗昌，漕粮海运难以进行。洋商乘机活动，德商费实呈请用轮船7只，运粮10年，每年以80万石为断，每石水脚银6钱，十年期满后轮船送归中国。如每年付运之粮不足80万石，则所缺之数按每石补缴银3钱。李鸿章指出，招商局运米至多四、五十万石，德商所请过多，不足部分还有讹索；况轮船用过10年再送中国，早破旧不堪，“以此为饵，其谁信之”?英国则称，如果将漕米交给太古、怡和装运，就算2钱利益已不小。李鸿章奏称：从上海用轮船运米到天津，每石水脚须4钱左右，英国开出如此低的价钱，实际上是企图一劳永逸地控制漕粮海运之权。招商局与洋商抗衡，“官无帮助之法，惟藉此运漕为扶持”，若因中法战争被洋商占夺，则战事平后招商局必难规复⑩。他提议，现在招商局船旗虽换，而此局尚存，江浙漕粮惟有仍照旧章，交由招商局承运，“责成该局转雇洋船分运”。洋商知漕米非招商局不能承运，他日局船收回，“可不费唇舌而自明”。另外，招商局已经和旗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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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件二，漕运总督袁甲三奏折。
;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恭亲王奕诉等折。
; ③; (美)斯蒂芬·洛克伍德：《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第133页。
; ④; 聂宝璋先生认为，此议洋商运米，“不管怎样，历来由官方承办的漕粮，却开了外轮承运的先例”。参见《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领水主权的破坏及外国在华轮运势力的扩张》(《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⑤; 《申报》，《论旗昌轮船公司欲代运漕事》，光绪元年二月初九日，1875年3月16日。
; ⑥;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37。
; ⑦; 《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55《电稿》。
; ⑧; 《北京全权大臣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55《电稿》。
; ⑨; 《寄北京全权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55《电稿》。
⑩; 李鸿章：《论南漕折色并由绅董采运》，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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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收回轮船时盈余仍归招商局，“与其交别家洋船，自不如仍交旗昌承运”①。经唐廷枢与洋行商议，决定以招商局所装四成交旗昌洋行代运，以沙宁船所装六成交怡和太古分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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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和约画押，法国答应漕米可于是日起运。结果江苏之米80余万石，交由太古、怡和装运的就达32万余石③。浙江巡抚刘秉璋因不满洋商在战争期间不肯冒风险运粮，从洋商应运之米中拨出六成约9万余石，交由宁船承运④。即便如此，招商局仍规定，其所承运的漕粮，“凡未经海运局验兑、由各县自寄旗昌洋栈者，所有栈租、麻袋、芦席、砻糠、扎口等费，均由本局给付，不与各县相涉”⑤，可见完全贯彻了李鸿章的主张，即虽系洋商代运，具体事宜由招商局负责。光绪二十年，日舰出没大洋，“虽未即敢肆扰沿海，而商舶来往已不免戒心”⑥。清廷命江苏议复，结果署苏州藩司黄祖络、粮道吴承潞等人与盛宣怀商议，最后决定由招商局在天津、上海设立商米公栈，各属将所收米石运交上海公栈验收存储，分雇洋轮装运，所有损失均由招商局赔偿⑦。因战事纷乱，直到第二年张之洞等才给出江苏的具体运漕米数。招商局交洋轮包运部分，共计二十七、八万石，占全部漕粮的三成，其余部分折征⑧。浙江仿效江苏做法，也是本折兼解，折六运四，雇洋轮包运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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