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是否一枝独秀？──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及隐藏的问题
由于最近世界的衰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得以凸显，于是赞誉和鼓舞接踵而来，“一枝独秀”成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中国的经济确实表现得比某些国家好一些，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有很多因素令人隐隐担忧。一、举债拉动经济并非良兆
自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政府拉动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通过发行而上马的工程，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新建国有企业。中央财政为此增发数千亿元国债，加上配套资金达数万亿，安排项目约为1万多个。靠着如此巨大的财政资金投入才遏制住了经济不断下滑的势头，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看来这一政策将不得不延续下去，那么到2004年，建设国债总额可能要发行到1万亿元左右，配套资金累积可能会达到8万亿元。靠发行巨额国债来拉动经济并不是什么良兆，企业没有意愿，找不到投资机会，只有政府从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长线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而且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这既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相回潮，也意味着企业发展前景不良。
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一些经济专家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国民的生活状况全然不关心，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相当微弱。
二、经济发展陷入“样板戏”模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陷入一种“样板戏”模式。个别大都市（最突出的即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城市）的建设远远超出其他中小城市，大量资金聚集在这几个大都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水平，成了“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全国经济唯一的“亮点”。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企业则正陷入破产、半破产状态；多数乡村和边缘地区也在迅速衰落，占总70％的农民只能占有国民所得的16%。中国经济能靠这几个大都市“唱样板戏”来实现“一枝独秀”吗？
中国是个需要依靠化来维持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目前工业发展也出现了“样板戏”现象。国家局的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的工业主要靠5大地区和6大行业支撑着。这5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8.5％；6大行业是及设备制造业、行业、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其销售额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42％。这组数据表明，多数地区和多数工业行业正逐渐凋零。
2002年3月底笔者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参加“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该市以前发展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等产业，但现在没有一个能保得住的；石家庄以前还是中国的纺织业重心之一，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全市纺织业早就一蹶不振了。至于县级企业的淘汰就更厉害了。8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波乡镇企业发展热，现在许多乡镇企业也都垮了。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十分困难。这在许多中小城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随着资金和人才集中到少数大都市和个别工业行业，广大内陆省区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同时，多数中小城市居民和广大居民的收入成了“无源之水”，他们的消费能力日益萎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持续至今的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无论政府如何用国债拉动需求，始终无法奏效，物价连年下降，通货紧缩挥之不去。确实，当“少数富人有钱无处花，多数穷人没钱花”的局面日益固定化时，内需怎么可能重新振兴呢？这种情况倒是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了。
三、“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
尽管中国的和多数工业处于严重的不景气状态，但却出现了充满“泡沫经济”特徵的股市和房地产业。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游离出来，进入“泡沫经济”领域，希望通过投机获取暴利，造成了这两个行业的虚假繁荣。
由于国内商品秩序混乱，利润微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第一、第二产业的资金已被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向“泡沫经济”领域转移。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一直大于流入的资金。近几年来，在银行系统加大风险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畸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比重下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考察指标的情况下，四大银行都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虹吸效应’，即自动向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支出上产生‘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行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四大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的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
王松奇先生未提到的是，银行资金除了大量投向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外，还投入了股票市场，2000年中国股市的暴涨就与大量银行资金的涌入有关。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当局不想办法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体制，却对发展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有明显的偏好。这些年全国各地冒出许多交易所，数千万市民每天拥挤在股票交易厅里“炒股”，整个投机风气盛行。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初级工业化阶段，而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却“繁荣”得接近西方国家的程度。从表面上看，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虚假繁荣”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和利润，但长此以往，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热和“虚假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第一、第二产业急需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第一、第二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只能是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份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2002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许多外国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世界银行副行长南卡尼提醒中国：“要把国内发展放在第一位”。经合组织经济部副部长安德鲁.迪安建议，中国要优先考虑三项改革，第一项就是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中国能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经合组织的一份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4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解决大量失业及资源重新配置问题。这些建议和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对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警告，中国目前的这种非人本的、漠视民生的、非均衡的“样板戏”发展模式，连许多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却非易事，受益于“样板戏”发展模式的少数都市居民、垄断行业和个别社会阶层都不愿意降低已经抬高了的生活水平，在扭曲的市场经济和政策的主导下，短视、投机心态极重的牟利行为仍在继续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发达地区。
四、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及其负面结果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份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微薄。
仅从几个最近已经审理的贪污案件即可看出，中国目前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什么程度。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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