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在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和新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下，中国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经济建设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是随着50年代中期“左”的思潮愈演愈烈，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到了“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才有了转机。20年来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起伏，历尽艰辛，但是就总的趋势而言，却是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推动着车轮滚滚前进。70年代末期改革和开放的起步
中国对改革的探索，早在50年代中期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刚一建立就已经开始，但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前，到底要改什么和向哪里改是并不明确的。只是经过“文革”期间的沉痛反思，的方向才以并不十分明确的形式浮现在人们的面前。
1956年，我国提前实现原定要用十五年以上时间完成的对、手和业的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许多人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计划体制全面建立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问题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顾准那样个别例外的情况，又几乎没有人敢于设想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当时的思想的主流，是在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大框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陈云针对对资本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结构和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而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叫“三为主、三为辅”）的主张。所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另一个是界许多人提出的意见：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提高效益。当时，思想禁锢是如此严重，以致任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仅顾准很快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所提出的让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这种现在看来十分精辟的意见也随之湮没无闻，而且就连陈云这样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见只不过是要在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下给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留下些微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被当作“右倾思想”和“修正主义纲领”而遭到批判。社会主义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自然更是一个严禁涉足的禁区了。
在1965年到1976年的20年中，我国的“经济改革”以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为基本方针。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传统的苏联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损害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是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种种弊病的根源，必须加以改革。
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及同时开始的对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逐步升级的批判，“物质刺激”和“企业自治”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倾向”或“修正主义倾向”而受到指责，从此在改革中不再被强调，而把重点放到了在各级机关之间划分权力和利益上，形成了在保持计划经济的格局不变的条件下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在1958～1976年期间，这种“行政性分权”又曾经有多次的发动，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且造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和极“左”的政策愈演愈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百业萧索，民生凋敝，全国城乡失业人员超过2000万，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于是，不少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如何估价市场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第一次正式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7～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在“四人帮”覆灭以后，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同陈云商讨以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经济作补充。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也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他在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当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扩大市场作用的想法，主要体现在安徽和四川这两个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省份的以下两项举措中：(1)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包产到户”；(2)在国有工商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两类改革为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了大门。这两项改革试验在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得到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赞成，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改革并没有成为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
不仅如此，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虽然这个《初步意见》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并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是党内意见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决议。
1980～1984：“体制外”改革的全面铺开
1981～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形势出现了相当奇特的格局。这就是一方面出现了较之1979～1980年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远为保守，主张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思想回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以包干到户改革为契机，取得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新突破。
1980年晚些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跃进”的后遗症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有些人就把它们归因于在改革中过分强调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并以此为根据，发动了一场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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