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
[摘 要] 上海原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县城，自1843年通商开埠以来，在短短数十年间快速成长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亚著名之都会。在这一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所谓“外国的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可以说，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乃至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在以往的中，则是构筑“文明的基础”，至近代被组合到上海后，才发生了变化。;
;
[关键词]; 上海； 江南；关系
;
;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1843年，一位当过军官的英国人叫巴富尔（George Balfour）来到上海，在县城内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领事馆。作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他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此距今160年。
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个影响是在海运上，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还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
开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10年左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与人口规模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吨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335万。
;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有关上海成长发展的动力或因素问题的讨论也随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发行的各种报纸，这种讨论随处可见。集中的讨论就有几次，如1893年11月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期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官员、商人发表言论，对西方人对上海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其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的繁荣。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Hon. Richard Feetham）前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侨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地位” 外国人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 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为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
;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外国的力量”的介入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
一; 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
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一方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体地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重此后是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丝绸产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和西部环太湖一带以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贡品”以外，民间丝织品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仍占据重要份额。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