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的史，问题是一个关键。然而，笼统地谈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是会把研究者引入歧途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即生活市场和市场。财政市场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但这决不是说，本文会忽视财政市场与生活市场的关系问题。相反，本文首先要讨论的，倒是史中的生活市场问题。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活市场
1、问题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生活市场这样一概念，就是要把中国古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市场交换，与其他一切以国家财政为目的的市场交换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生活市场总体上来说是极不发达的。这是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许多熟悉中国经济史的专家们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违中国历史的“常识”。然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生活市场问题，恰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识”，从而认识它的对立面——国家财政市场，并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出一些严重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因素。
2、生活市场的形成——乡村与城市
（1）早期对市场交换的限制
在中国的早期社会中，最初的交换，通常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那时候，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邻近的村社之间。这种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一般不过是互通有无，并没有谋利的目的在里面；而因社会生产力之低下，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市场是唯一的市场，而且非常之狭小。此外，社会的一些习俗，似乎也在限制这种生活市场的展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候会于澶渊，决定补偿宋国的损失，一定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并举出商汤使民为葛伯耕种、齐桓公合诸侯为杞国筑城的事例作为佐证。（注：《吕著中国通史》75页。）社会的各个共同体内部实行原始共产制度，而各共同体之间又有许多道义的举动，必然会限制生活市场的发展。但是，对市场交换的限制，是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的。盖当日社会的组织、习俗、观念，以及实际的生产能力，都还需要将市场的存在，限制在共同体生活的最简单的需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交易通常仅限于十分有限的剩余产品，限于“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生活需要，而并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一旦收成不好，即便是这样的交易，也会受到限制。《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即每年收获完毕时，照例要举行蜡祭，届时总要进行一些交易活动；但如果年成不好，这种交易就要被禁止了。
（2）乡村生活市场之兴起与贩夫贩妇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市场有了迅速的扩展。其时，由于履亩而税制度的逐渐推行，原来的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瓦解了，与之俱来的是共同体内部互通有无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解体。从此，在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农和小手者之间，必须通过经常性的小商品交换，才能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能力的不足。这种经常性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小商品交换，推动了中国先秦时期生活市场的迅速扩展。但是，像这样的小商品交换，一般都只须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所谓“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注：《孟子滕文公上》。）。交易地点则非常分散，每一次的交易量也非常有限。在这样的市场上，要进行稍微大一点规模的商业经营，交易的费用都足以高到让交换难以进行下去的程度，绝难容商人插足；其中活跃的，不过是些贩夫贩妇；市场本身的性质，仍不过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注：《孟子公孙丑下》。）的。
（3）贵族领主与商人及城市生活市场之关系
在城市的生活市场上，交换一般总是以货币和商人为媒介，交换地点也十分集中，商业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像这样的商业，在春秋和春秋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贵族领主的；而经营这种商业的人，许多都曾经是贵族领主的臣仆。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们占有着绝大多数劳动的剩余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资源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么利用臣仆为自己经商牟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至少在春秋早期，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到了后来，贵族领主制度崩溃了，商人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就当时而言，城市的商业和商人，都是从属于贵族的。只有城市，才是牟取商业利润的场所。
商人最初既为贵族之臣仆，古时贱商当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孟子称那些垄断市利的商人为“贱丈夫”，说他们做生意“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注：《孟子公孙丑下》。）这固然是对这些人的贪利行为的不屑，却又何尝不是在表示对他们本来身份的不屑呢！而商人之出于贵族领主的臣仆，还有更早的史料证明。据《左佐》昭公十六年：“（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也，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市利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从子产所述郑国国君与郑国商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确曾为主仆。故韩宣子想要从郑国的商人那里买回自己所喜欢的玉环，价钱都谈好了，郑国的商人却还说要征得子产的同意才能卖；而子产拒绝韩宣子要买回那只玉环的理由，则是郑国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商人必须对郑国国君保持绝对的忠诚，而郑国国君必须尊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财产。子产还说到，郑国的商人当初是跟随郑桓公一起离开周朝王畿的。可见他们那时都是郑桓公领地中的人。也许，他们那时已经是商人了，但也许还不曾是，可都有过为郑桓公“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的经历。郑桓公东迁，在公元前773年。而子产说这番话，在公元前523年。前后两个半世纪，无论国君，还是商人，不知几代，而能信守盟誓如此，足见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常稳定的主从关系和利益关系。
（4）城市生活市场与乡村生活市场之关系
这种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对乡村生活市场的发展有具很大的制约作用。惟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基本是以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为前提的，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越重，农民在乡村生活市场上可用于交换的东西就越少；而相对来说，城市生活市场就比较繁荣；反之亦然。
然而，就是从西周末年和春秋开始，农民所受的剥削在不断地加重。由于“不藉千亩”，公田共耕制最初在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内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公田分耕制。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使西周的各级贵族领主的剥削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此，他们的土地剥削，实际上不再为公田所囿，也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履亩而税”的实行。所谓“周人百亩而彻”，讲的就是这件事。（注：《孟子滕文公上》。）而“什一”的税率，也因此不再有土地制度上的保障；对力役的剥削，也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限制。而后，在各个诸侯国内，也都陆陆续续地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所谓“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注：《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初税亩”（注：《左传》昭公十五年。），也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于是，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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