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摘; 要]闽南地区既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闽南地区变迁牵动了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一系列变化，并从一张华人跨国贸易网络，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华人跨国网络的变化，又影响、制约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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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人跨国贸易网络．侨汇网络。社会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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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近代我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往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待于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改进。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诚如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的，以往国内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被定格在中西经济关系的框架内，一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几乎成了中西经济关系史，近代中国与周邻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经济关系被很大程度地忽略了。①受这一研究定势的影响和约束，以往学术界讨论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论著，往往仅关注来自中西经济关系的影响，忽略了来自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影响。②第二，就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一个既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不仅受制于该区域内部的社会与自然因素，而且受制于该区域的外部联系，即该区域在一个更大空间内的结构性位置。然而，先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仅把关注点集中于我国东南地区自身，缺乏一种大的空间视野．事实上，上述两个问题都涉及一个对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影响甚大的区域，即南中国海地区。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福建南部(即闽南)地区，既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于上当地居民持续不断地前往东南亚地区，从事商业、工矿业和种植业等经济活动，并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诸多华人社会，从而在环南中国海地区形成了一张独具一格的华人跨国社会经济网络．因而，该地区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便与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人跨国社会空间及其社会经济网络的演化密切联系。故此，本文将在环南中国海的区域视野下，考察和讨论近代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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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有趣的是，国内从事海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东南沿海侨乡时。自然而然地注意到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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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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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的最初形态，是华商跨国贸易网络。而这张跨国贸易网络的萌芽，至迟可以追述到汉代。此后，随着中国商人对外贸易活动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以及对外贸易主体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一贸易网络逐渐发育，扩展，并在明代中叶进入鼎盛期。①步入近代，这一跨国贸易网络进入转型期，即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这一转型与包括福建南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为行文方便，我们不妨先考察这一跨国网络在近代的演化。
; 一般说来，以往学术界在考察五口通商后各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时，大多只关注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对于此前已经存在并已经历漫长发展时期的环南中国海地区间的贸易几乎完全忽视了。事实上，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设一批又一批的通商口岸，固然大大扩展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环中国海华人贸易网络的发展。如在作为南中国海贸易网络主要结点之一的厦门，根据厦门海关税务司休士(Hughes,G)1864年的贸易报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厦门是中国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这些贸易基本上为以福建商人为主体的中国海商所操持。对此，厦门海关税务司在贸易报告中已有所说明：“在厦门口岸，中国商人不必外国商人作媒介，独自经营着相当规模的贸易”。这里所说的“相当规模的贸易”，指的是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土产贸易。②此后历任厦门海关税务司都不断报告有关中国商人从事这方面贸易的情况。其中厦门海关税务司英人吴得禄(Woodruff，F．E)于1881年提呈的报告表明，至19世纪70年代末，在厦门口岸从事这方面贸易的中国商行有50家。其中ll家从事与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的贸易；15家从事与望加锡、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泗水间的贸易；15家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9家从事与暹罗及交趾支那间的贸易。③
; 就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而言，与跨国贸易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比，更重要的变化是这一网络正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推动这一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
; 在厦门开埠前的数百年间，福建南部地区已出现海外移民，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则始自19世纪中叶。据载，厦门开埠后，“从厦门前往英属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劳工人流从未间断”，④估计每年人数不下300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被迫允准华工出国合法化。既为西方列强掠卖华工大开方便之门，也刺激了沿海居民的海外迁移；加之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锡矿业和烟草、可可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兴盛，对华工需求更大，使移民人数不断上升．至1890年，透过厦门，从福建南部移居东南亚的人数累计达30多万人。19世纪90年代后，福建南部海外移民进入高潮。从1890至1930年的40年间，累计约136万人迁移海外，每年的净迁移人数高达3．4万人。此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锡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由盛入衰，福建南部地区的海外移民才转入低潮。至1949年，净迁移人数约4万人．⑤
; 由上可见，近百余年间经由厦门迁移海外的福建南部居民，其净迁移人数高达170余万．正是这一川流不息的海外移民潮编织成一张南中国海华人移民网络。
; 提到19世纪中叶以后的海外移民，人们自然想到臭名昭著的“贩卖猪仔”或“苦力贸易”。但实际上，19世纪中叶以降福建南部居民向东南亚的移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约移民，俗称“赊单新客’。这类移民以签订契约形式赊欠迁移沿途的、住宿等费用，到达移居地有了收入后，才清还欠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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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王賡武的《南海贸易：华人在南海贸易的早期历史》，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报》，第31卷，第2期，1959年．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Singapore：了imes Academic Press，1991．(《中国与海外华人》，新加坡时代学术出版社，1991年)，陈高华、吴泰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勤，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金明，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Amoy，1 865．
;③China Maritime Customs：厂rade Reports，Amoy，1 880．
;④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12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⑤关于这一时期移民规模的估算，请参阅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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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自由移民，俗称“现单新客”。这类移民自己负担迁移沿途的各种费用。苦力贸易只是契约移民的一个变种。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欺骗手段甚至动用武力强迫移民接受条件苛刻的劳工契约。19世纪末，苦力贸易就已成强弩之末，1916年前后，契约移民制在东南亚更相继被废除。①因此，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以自由移民为主形成的移民网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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