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反正最后都得走上改制这条道，问题是如果主动选择改革，所花的代价相对要少，震荡也可避免，现在被动流夫只使少数人得利，必然会酿成深刻的
危机。
欠债还钱是经济的基本法则，但国有企业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系统深种祸根。
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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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是不少人展开寻皿活动的重要猎
物。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旧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遗
产”。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了我国经济改革中一个非常难以通过的“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的轨迹
本节阐述了我国在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所走过的“渐进式”道
路和开过的种种“方”，包括自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
现代企业制度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种种改革，以及目前国有企业改
革的困境：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之所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己成为改革的一个“瓶颈口”，是因为国有企业现
在被“三座大山”压住。这“三座大山”是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
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安定团结，以及社会承受力和政治承受力问题，并非
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便是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最远的广东省，也得在1996年初推
出措施，限制企业经济性裁员。所以大家现在寄望于通过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功来解决这
两大问题。而债务问题因为已成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障碍，并影响到国家，因
此讨论得比较多。
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这一问题早已成为近几年的讨论重点。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到作者成书这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多少企业摸索出一
条行之有效的路子。理论界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再像以前搞“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
份制改造”时那样，总是乐观地预言“一包就灵”，“一改就灵”。因为在经10多年改革
以后，大家已开始明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创新的问题，从本质上
来看，它是一个如何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问题，而这正是转轨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集结
点。
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个阶段：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
颁布《企业法》，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政府与企业的权限．推动企业转换机制，政
府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包医国有企业顽症
的灵丹。如前所述，曾有部分家提出用股份制改组国有企业，但是经过5年的试验以
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只是使许多企业成了“翻牌公司”。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
立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札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清
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这十六个字。当时许多人的理解是：十六字真诀的要
点是前八个字，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同有资产管理权划分开，确立企业的法
人财产权。但这一条从理论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弄清楚的改制措施，而实际上可操作性不强：
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级机关委派的，且不知哪一天又会被更换，所有权又如何与法人财产权相
分离？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更妙，总是琢磨着如何从国有资产存量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
“经营者产权”。按待“经营者产权”论者的说法，仿佛亏损连年的国有企业只要划出一部
分作为“经营者产权”，重新进行利益组合，企业马上就能扭亏为盈，资产就能极快增值。
对这种说法，除了能分得“产权”的经营者之外，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都不做此想——类似
的说法在“股份制改造”时说得太多了。
正囚为如何改还处于迷茫状态，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出台至作者写完此书时，中
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一直还停留在筹划阶段，实际动作很小。在没有找到更佳方案以前，
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或“摸”着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改组；或
“摸”着进行中外合资，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或“摸”着进行破产兼并。受了
“股份制改造”的启发，知道一家企业可以拆成若干股份，形同被人收购；也可以只卖少部
分，自己仍旧控股掌握经营权。于是各地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出售大比例股份
给外商，人称“皇帝女儿嫁鬼佬”，许多中国的名牌产品都纷纷挂上“中外合资”的招牌，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富有时代特色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事情。这类“皇帝女儿嫁鬼佬”的
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有的是只卖一个企业，有的是卖一个集团，有的甚至是出售整个系
统。
国有企业“嫁”外啊，井非今日今时的发明。早在阴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用外资改造
老企业，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因为一直想让外商“嫁接”改造经营管理不善
的老企业，而这些企业缺乏吸引力，因此这项改革多年来没有成效。而现在“出嫁”的国有
企业因多是“靓女”，对于外商来说，通过购买控股权取得中国优质企业的经营权与无形资
产，既可不冒办新企业的风险，又可以更快地打入中国市场，故此出资动辄逾千万美元，甚
至逾亿美元。毫无疑问，这种“嫁接”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并非所
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大批国有企业只有另寻它途。于是不少企业就搞假兼并、假破
产逃避债务，人称“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即将债务及老弱病残留给原企业，将有效资产
和技术骨干、精壮劳力组成一个新的企业，以规避债务，另谋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免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更有
部分企业则抱怨政府没有给它们在上提供方便；而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数据，证明
企业的毛病出在它们自己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到了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思路
又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抓大放小，即抓住大国有企业，放开小的，让国有中小企业搞活。而
许多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能不能搞活，却让人怀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广东韶关的一次
为例，就证明作者这种怀疑并非杞人忧天。
笔者先后走访了10多位当地体改部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以及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对
国有企业下一步的改革持不乐观的态度。体改委主任胡XX及企改科科长说，自从1984年以
来，他们一直按照国家部署的体改方案进行，1992年以前主要在计划体制框架内作文章，
围绕经营方式进行改革。直到1992年才开始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搞了一些股份制企业，
开始时因筹集到资金，运作不错。但到了1994年就出现困难，有几家股份制企业效益不
好，股民意见很大。而一些厂长经理们开始因搞份制能筹集到资金，很欢迎改革，但后来分
红的压力一大，就觉得上当了，不该搞，大家评价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股份制则是“开错了药方”。
这些在基层搞体制改革的人士反映说，当地除了破产这种改革形式没尝试过以外，其余
所有的办法，如出售、兼并、租赁、承包都尝试过，没发现哪种方式是国有企业改革行之有
效的“药方”。改革越到“深水区”，就越缺少利益驱动机制。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已丧失了
改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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