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
什么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充分条件？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中国“硅谷”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从报刊上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已经先后提出在今后五年或十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等等的目标。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硅谷”呢？理由是，当地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或者当地有可能吸引来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根据段永基提供的数字，中关村的技术人员有50多万人，比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新竹都要多。硅谷的技术人员充其量只有30万人，新竹加上在校生也不过8万人。的确，由于高技术产业是一种“人本”，在它的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专业人才集聚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苏东坡早就说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智力资源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既不能进行国有化，也不能用命令调拨。怎样使这些高智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有效地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硅谷的特殊优势在哪里？
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个，硅谷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才使它能够获得特别的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认为，目前被中外研究硅谷的学者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了硅谷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硅谷是创业企业(startups)的栖息地(Habitat)。start-up本是来自一个动词短语，是指从事创立新企业的活动。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名词，用来专指由这种创业活动建立的新企业。脍炙的1938年休立特(William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用特曼(Fred Terman)教授借给他们的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创立惠普公司、1976年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乔布斯(Steve Jobs)在自家汽车房里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等故事，讲的就是这种创业企业的发迹史。硅谷的奇迹，就是由成千上万个这种前赴后继、奋勇拚搏的创业企业创造的。栖息地则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以及其他尚未为人知的因素。
硅谷具有哪些特殊的因素，使它特别有利于高智力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呢？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创业精神的专家罗文(Henry Rowen)的分析，作为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1、有利的游戏规则；2、很高的知识密集度；3、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4、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5、开放的经营环境；6、与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7、高质量的生活；8、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师、猎头公司、，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
任何一个想要使自己成为硅谷的地方，都必须考虑怎样创建这样的创业环境。当然，完全照搬硅谷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适当的，但是硅谷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即为创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则是普遍适用的。根据中国当前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创业企业的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2、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3、良好的法治环境；4、充裕的资金供应。
政府的作用：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在营建中国“硅谷”的过程中，政府还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与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原则上的不同。政府不要再直接组织、指挥和操办高技术产业，而是要着重为包括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人才万马奔腾、各展所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第一，为创业活动开拓广阔空间。
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改革也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量高智力人才的创业积极性仍然受到存在多种缺陷的体制的束缚和抑制。如果不能加快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新体制，在5到10年内建立中国“硅谷”的宏图很可能变得和过去一再宣示过的某些类似设想一样，成为镜花水月。在我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做、也完全可能做的事情有两项：
1. 把数以百万计的专业力量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办企业的旧体制下解放出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个校办企业。现代分工很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企业难于有效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鹜和资源分散，却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国内一位大设备制造商告诉我，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的科学技术储备不足，以致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
2. 铲除壁垒，降低门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泉源。在我国不少地方，个人创业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例如，进入门坎过高，初创企业往往难于达到规定的要求。再如企业登记注册先要验资，而创造发明、好的商业计划的价值却是无法估算和不能被计入的。另外，职工和经理人员持股这种高技术公司通行做法，在我国也因为技术股的份额限制、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等规定而难于实行。这些障碍必须尽快加以消除。与此同时，小企业会遇到信息、资金、上的许多困难，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NGO)来帮助它们加以解决。
第二，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rul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法治环境。中国历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这种传统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虽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至今还有不少政府官员把看成和行政命令一样的“治”人的手段，因而按照“内部文件”和“领导指示”调节经济关系仍然被看作通例。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法治精神和加快法治环境的建设。目前有几项基本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1. 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晰产权界定一直是一个困扰着我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四通明晰企业产权拖了11年，联想迈出第一步也花了两三年。这对于争分夺秒的高技术产业来说实在是太慢了。另外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软件业与印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十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虽然有、时差等条件上差异，但不能不承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是我们软件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信用体系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而在我国，失信行为十分普遍，骗子满天飞，造成“守信吃亏、不守信得利”的怪现象。面对面的交易尚且能骗就骗，更不用说开展交易了。这极大的增加了交易和风险，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严重障碍。最近上海已经着手建设基础信用信息体系。这项工作应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大城市中铺开。
第三、疏通渠道
前年在几位高层官员的倡导下，风险投资成为经济界和科技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个讨论表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它也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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